《在历史现场》第19章

“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那曾经是供皇帝游玩的禁地。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真让人无法安心工作。”
住在这里，更重要的当然不是每天可以欣赏颐和园的落日，而是靠近燕京大学校园，使他们有了更多接近中国学生的机会。斯诺在新闻系任教，海伦去学哲学，俩人还一同到清华大学听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的课。斯诺还在一个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翻译鲁迅的小说，海伦则研究燕京大学的学生作家萧乾、杨刚的小说，萧、杨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著名记者。
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让不少人陶醉。从伦敦来到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新西兰人贝特兰，认为这里是他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大学环境之一”。“这些漂亮的姑娘们，穿着色彩斑斓的开衩的旗袍，在运动场上端庄地骑着自行车，小伙子们则穿着美国校园式样的运动衣和套衫。”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的贝特兰，后来成为斯诺夫妇的好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记者身份出现在西安事变的现场。
但当时的北京并不平静。美丽的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怀念故乡的歌声，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同情中国命运的异邦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斯诺能理解这些流亡者的心情。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件后，他曾奔赴东北采访，亲身感受过失去家园的中国人的痛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东北学生思念沦陷故乡的心情越来越重。北京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日本企图侵吞华北进而占领中国的野心一天天显露出来。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河北省、北京、天津完全处在日本控制之下。11月26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决定撤消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暗中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就要变为严酷的现实。
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人费正清，此时也住在北京。他和斯诺夫妇是朋友，常常互访，还一起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跳舞。他亲身感受到了1935年下半年北京城里日益弥漫的紧张气氛：
1935年末，北京到处流传日本人要来进攻的消息。狡猾的日本军队采取了精神困扰的战术。一小队日军在一名骑着高大战马的下级军官的率领下，经常从北京的胡同耀武扬威地通过。日本军队在北京正南面铁路联轨站丰台进行进攻性的野外演习。他们利用中国傀儡政府控制京津地区，筹备建立所谓伪满属下的“华北国”。国家危若累卵，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课桌。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严重关头，从英美回国的一代学人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均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五四”时期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此时，他们正计划把学校各系和图书馆迁到南方，用船运走图书和设备。一个个大学就这样眼睁睁被拆散。学生模样的人们把尚未登记编目的书籍搬出清华图书馆，我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引自《费正清自传》）
作为学者的费正清感到无可奈何，但斯诺夫妇却不愿沉寂。他们要有所作为，他们不愿意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者仅仅是报道新闻的记者，他们要站在中国人的一边，和中国人一起在古城里呐喊。
1930…1935年第23节　在古城呐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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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校园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把书籍搬出图书馆，准备运往南方时，斯诺、海伦已经从海甸搬进了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胡同十三号，和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合住。
这幢房子靠近东便门。这是一幢平房，两边各有两大扇英国式的拱形窗。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住一边，斯诺夫妇住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个门廊。“我们的房子在街道靠近城墙的一端，是最后两三座有围墙的院子之一。后面是义和团公墓，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就埋葬在那里。”
这是一套豪华公寓。房屋建筑风格是西式的，高大宽敞，有点像宫殿。大院紧靠着北京古城墙，里面有值得夸耀的暖气、大理石浴缸、网球场和马厩，花园里有座温室。这样的公寓，住上外国人，因此，是一个不会受到警察和宪兵干扰的地方。1935年冬天，瑞典人回国后，这里实际上只有斯诺夫妇独住，这就为他们和学生领袖们的密切往来提供了方便。
10月的一天，佣人向海伦通报，说有位客人来访：“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叫张兆麟。”随后，一位高个子、方脸、英俊的东北青年被带到她的面前。张兆麟上过斯诺的新闻课，现在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来拜访斯诺，想证实他听说的中国正准备向日本放弃中国北方的消息。最近到处都在传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来到北京，向宋哲元将军发出最后通牒。他向宋许诺提供一千万元新印制的货币，催促他声明摆脱蒋介石宣布独立。
斯诺知道这个传闻并非毫无根据。就在张兆麟来访的前一天晚上，曾有一位宋哲元的助手拜访过斯诺，告诉斯诺说宋哲元准备屈服，因为他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得到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答复。
情绪激动的张兆麟流出了眼泪。
“哭是没有用的。”斯诺说，“我们要采取行动。”
他没有说“你们”，而是说“我们”，把自己看做了中国人的一员。这个说法，令后来许多研究他们的人感到吃惊，因为他改变了外国记者惯有的中立立场。
斯诺、海伦是在延续着斯特朗、史沫特莱开始的新的传统。从1927年大革命开始，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记者，与过去活跃在中国的前辈记者们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是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而来，不再仅仅是为了抓独家新闻。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受到革命的影响，受到理想与浪漫的感染，他们已是国际化了的人物，是把自己置身于革命的国际背景中的新一代记者。他们或者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或者是由于同情弱者而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他们把报道革命、支持弱者作为己任。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贝特兰、白修德、爱泼斯坦……正是这些与以往大大不同的外国记者们，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无疑，斯诺、海伦的态度对张兆麟是个鼓舞。他说要发表一份请愿书，向蒋介石陈述要求。斯诺不同意。因为对此举动中国报纸会不予理睬，外国报纸则会将之看做一种政治宣传。海伦曾把学生会的一份请愿书《关于要求言论、新闻、集会自由权利和反对非法逮捕学生的呼吁》交给路透社驻北平的记者弗兰克•；奥立佛，看他是否可以发表。奥立佛对她说：“我们可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是一种宣传。”她感觉出他的敌意，因为路透社站在蒋介石一边。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他们谈了整个下午。几天后，张兆麟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受斯诺夫妇支持的激发，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
海伦最初的建议是在北京街头举行一次象征性的葬礼，以悼念在中国北方的死者。最初中国学生不赞成这一想法。他们害怕会被当做共产党逮捕，当时共产党嫌疑分子受到蒋介石的北京宪兵队的逮捕和枪杀。而斯诺则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警察包括日本人一个意外。关键在于要动员说服所有北京学生参加到这一抗议之中。斯诺还答应会带其他外国记者到现场去，他自己也会对这一活动予以全面报道。
学生领袖们下了决心。他们起草了一系列要求。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定在12月9日，即在宋哲元计划宣布脱离南京的头一天举行。新成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印刷了传单，写好标语，画好游行路线图，还组织了急救队。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几乎一整夜都在打印关于学生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给外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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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这天，学生走上了街头。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北平警察对12月9日的游行毫无准备。在这之前，日本人已迫使国民党的第三宪兵团撤出北平，蒋孝先和他的部队已前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