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7章

凭空想象。关于她真的在战斗中统帅着军队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致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在上海，这些可笑的传闻，因更多的流言蜚语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些传言中，她个人的人格和行为受到攻击——这是在租界通商口岸城市政治争执中最热衷的手段。尽管我早有精神准备不相信关于她的种种传言，但它们汇总一起，还是给我形成印象。因此，我肯定期盼着见到一个既定的形象。恰恰相反，我此刻面对的却是一个像小姑娘一样的人，漫溢着令人心醉的优雅，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恐惧带来的发颤。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到自己是如此自负、粗俗、野蛮。
然而，孙夫人具有丰富特质，总是使她能努力克服自身的胆怯——不仅仅面对我，而是在生活一般方面。她具有天生的高贵，造就其威严的名望。同样的素质偶尔在欧洲的君王或王后身上也能看到，特别是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但他们能够如此，分明是漫长生活锤炼的结果。孙夫人的威严则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天性；它源于内心而非外在地套在身上。她还具有纯粹的道德勇气，使之处乱不惊。她对孙中山名声的忠诚，对自己认为所拥有该名声的忠诚，足以支撑她不屈不挠地与种种指控抗争到底。这些品质——高贵、忠诚、道德勇气——赋予她的性格以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使她能够克服和改变体外表现出来的虚弱、胆怯等诸种印象，从而成为最能体现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我将有必要表明，死亡吓不倒她；贫穷、流亡、自己家族的愤怒、全世界的诽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的事物低头。她不只是在身体上让人相信专栏作者们所说的“中国的圣女贞德”，而是给人更为真切的感受，只不过你需要多用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优雅、羞怯的外表下面其实潜伏着精神的力量。
……
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孙夫人。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事件中，共产党人被屠杀、劳工运动陷入血泊之中，她的愤怒到了极点。在人们眼中，她就像一座雕像。不靠体力，不靠知识的力量，而是以人格的真正力量、行为的纯洁性、绝对的忠诚，成为了英雄。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这位非凡的人赫然耸立：将军们、演讲家们，或者魂飞魄散，或者投降，或者逃逸，或者沉默，但没有被压垮、没有沉默的革命者，却是孙中山的娇弱的遗孀。“一个傻瓜”，在上海有些人时常这样说到她。
可是，这个世界上如果多几个这样的“傻瓜”，也就会少一些让人抱怨的痛苦。
这便是希恩眼中的宋庆龄，在他的笔下，宋庆龄的形象漫溢着浓郁诗意。说实话，在我阅读的经历中，还没有别的任何女性赢得过如此美丽的赞誉。
1927年第21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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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里，我们已习惯了用单一的标准和定义来概括一个人，甚至对宋庆龄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当将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宋庆龄的不同篇章放在一起阅读时，便可以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笔，呈现出来的宋庆龄是一个在历史风云中有着复杂感受、有着矛盾心理的丰富性格。她忠诚孙中山的理想，包括联俄联共政策，始终站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前列。但是她又并非简单反对或简单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她的敏感个性和独立性格，也时常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流亡苏联，他们原本对斯大林寄予热望，以为苏联会全力支持他们。但抵达莫斯科后的情形却不免让他们失望。虽然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流亡苏联的日子，对宋庆龄来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相反，是无奈，是失望。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共发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曾派往中国的苏联特使越飞的自杀对宋庆龄无疑是个让人寒心的消息。越飞与托洛茨基和宋庆龄等流亡者关系都颇为密切。《孙中山夫人》一书中这样说：“从此，庆龄在政治上被孤立起来，只有随她从中国来的朋友同她在一起。邓演达由于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过于坦率，被迫逃离俄国。从斯大林那里得不到什么安慰。庆龄和陈友仁去会见他时，斯大林竟敦促他们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至此庆龄惟一的乐趣是她与加里宁夫妇之间的友情，他们一同去莫斯科郊外的寓所滑雪自娱。”
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秘书的美国女记者瑞娜，陪同宋庆龄一起流亡到苏联，她亲身感受到宋庆龄遇到的冷落。她给留在上海的丈夫频繁写信，这些信从另外一个侧面记录了流亡中宋庆龄的窘状。美国作家兰德在其描写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命运和磨难的专著《走进中国》中，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描写。他写道：
既然这些中国人来到莫斯科，那么他们就得开始感到莫斯科的冷淡。计划不像所期望的那样进展顺利。孙夫人感到不愉快，但当瑞娜想找出问题出在哪里时，她和陈（友仁）都推诿不语。“他们拜访重要人物，”瑞娜写道，“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在上海，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俄国人会资助一个流亡政府。“现在变得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经费问题可不像上海的宣传容易让人相信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瑞娜说，“但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
上帝知道造成的这一切。这是一个黑暗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看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声称，他承受着疯狂一般蔓延的情绪。“内心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恐惧的情绪，想拯救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的生命的愿望，令人为之感到颤抖，我的想像力捕捉着在莫斯科蔓延的所有坏消息，将之归结为正在增长着的恐怖，我认为这是中心问题。”
流亡苏联的经历与体验，无疑影响了宋庆龄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态度。当然，作为一位非共产党人士，她不会、也没有必要卷入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党派之争中，但从相关回忆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与感情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向托洛茨基派的。斯诺便这样说过：“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她的书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许多真理，读一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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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宋庆龄与美国记者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伊罗生）的友谊。
1931年，在上海的美国青年伊罗生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并受史沫特莱的影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他在刊物广告中说：“《中国论坛》提供正在被忽视、被歪曲、被压制的消息和评论！”在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报道“左联”五烈士遇难、左翼作家创作诸方面，《中国论坛》做了大量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伊罗生与鲁迅关系也十分密切，在鲁迅指导下，他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计划在美国翻译出版，并已由鲁迅写序。后来，1934年，由于伊罗生不同意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发生矛盾，《中国论坛》也随即失去了相应的经费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伊罗生与妻子离开上海。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