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1章

发生的事件的。
当年轻的美国人戴维斯1925年走在南京路上无意目睹到“五卅”现场惨象时，比他年纪稍长的法国人马尔罗，正好也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从有关他的介绍来看，1923年到1927年之间，他一直在中国一带活动。因此，尽管他可能没有目睹1925年上海的历史场面，但完全有可能亲身经历了因五卅运动而引发的省港大罢工，不然，他恐怕不会写出1928年出版的描写省港大罢工的小说《征服者》（The　Conquerors）。
马尔罗是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后来曾出任过戴高乐政府情报部长、文化部长。当中国大革命兴起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却对中国革命的题材表现出浓厚兴趣。除了五卅运动，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便是他另一部小说的内容。当上海爆发工人武装起义和发生“四一二”事变时，他可能正好住在上海。于是，1933年他出版了《人类的命运》。虽然后来有以中国生活为背景创作小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有撰写了《宋氏姐妹》传记的美国记者项美丽，但像马尔罗这样以小说形式直接描写中国革命的外国作家并不多见。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他的回忆录。不知道在那本书名为《反回忆录》的回忆录中，他是否写到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不然，我们就可以得知，他描写的上海事件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马尔罗这两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中译本（也许已有）。但在西方，他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获得过龚古尔奖的《人类的命运》，在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1961、1968、1990年，由美国兰登书屋陆续出版，可见其影响。
从《人类的命运》的故事来看，描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的镇压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每章均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题。小说分为七部分，从1927年3月21日午夜的上海开始，一直写到当年7月的巴黎。在马尔罗的笔下，主人公之一、中国人陈达尔（音译）是一位恐怖主义者，而另外出现的主要人物，均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他们中有商人，有租界官员，有俄国职业革命家。不同身份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也因而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发生在上海的革命。作者如此设计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表明在他看来，中国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它从运作到影响，从牵涉人员到波及范围，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马尔罗笔下，“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充满血腥。《人类的命运》中有一章描写经营照相机商店的德国商人赫姆瑞奇，因参加了革命的行列而目睹了蒋介石大屠杀的惨剧。在4月11日晚上，他的商店和妻儿受到炸弹袭击，生性温和的他，终于被妻儿的遇难激怒，命运在他身上从此发生变化。从对他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那天夜里弥漫上海的紧张气氛和火药味、血腥气。
该章属于第五部分，题为“午夜”，描写4月11日半夜在上海发生的故事。试译如下：
赫姆瑞奇一听说有人向蒋介石投掷炸弹，就赶紧去核实消息。他听说这个将军被炸死了，凶手则逃之夭夭；可是，当他走到翻了个个儿的小车跟前，只见车篷已掀开；他看到车旁的人行道上，陈的瘦小的、血淋淋的尸体躺在那里，被浓雾紧紧笼罩，一位士兵在一旁看守；他还得知，这个将军并不在车里。显然，在他看来，他不同意提供住所让陈躲藏起来，是导致陈遇难的一个原因；他还跑到所属的一个共产党指挥部去，但令人失望，白费了一个小时来讨论蒋介石的死活问题。一位同志走了进来。
“闸北纺织工会已被蒋介石的手下查封。”
“同志们没有反抗吗？”
“反抗的人马上被枪杀了。在闸北，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都遭到枪杀，连家都被烧了……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所有工会组织都被查封了。”
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命令。成了家的同志都赶紧跑回家，带着老婆孩子逃命。
赫姆瑞奇走到门口，只听见枪声四起；他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但他必须不顾一切去把老婆孩子带到安全地方去。在他面前，雾中开过两辆军车，一辆小车，一辆卡车，上面装满蒋介石的士兵。远方有一处枪声不断，其他地方停了下来。
共和二路上没有士兵。他的店铺所在的街上也没有。没有！根本不再会有士兵。商店大门大开，他跑了进去，只见地板炸得稀烂，血泊一摊又一摊。商店受到手榴弹的“清洗”，早变成了战壕。女人歪倒在柜台上，几乎缩成了一团，胸前尽是伤口。墙角，有一只小孩的胳膊，手孤零零地尤显得小得可怜。“他们还不如一下子死掉！”赫姆瑞奇想。他特别害怕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缓慢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如通常一样，只有痛苦的份儿，这比看到弹片带着血沫四处飞溅还要让人感到恐怖。透过鞋底，他能感觉到地板上厚厚的血迹。“他们的血。”他一动不动，根本不敢动，只是看，看……最后他终于看到了孩子的身体，就在身旁的门后面。他几乎喘不过气，流血的气味呛着鼻子。“应该把他们埋掉……”他用钥匙把门锁上，在商店门口呆立着。“哪怕来人发现了我，我也要这样做。”可是他并没有走开。
他知道他正在承受痛苦，可是，一种麻木的光晕环绕着他的悲哀，这一麻木紧随着脑袋不适和发怔而来。没有什么悲哀会让他惊奇：总体来说，这次命运给他的猛烈一击大大超过往常。死并不让他吃惊；它比活着也坏不了多少。令人心寒的是，他不能不想到流淌在这扇门后面的血，居然带来如许多的痛苦折磨，命运这一次竟是如此糟糕地耍弄着人；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这倒让他别无牵挂。
他又走进商店，关上门。尽管灾难突如其来，尽管脚底下传递他一种感伤，除了徒有四壁再也一无所有，可他心中却有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快乐，这是无法抹去的残酷，有力而深刻、带着恐惧与满足。他感到这种快乐在体内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河，越涌越近；尸体躺在那里，他的脚立在地上，被他们的血牢牢粘住。简直是个讽刺，就像他就是那些凶手——特别是面对比死去的女人显得更加天真的孩子，可是现在他不再虚弱。相反，他也能杀人。突然间，对他来说，活着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间的惟一符号，更非最佳方式；进而，他了解他们，爱他们，而在复仇时会比在活着时更加完整地拥有他们。他又一次注意起脚底，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思想无助于肉体，但他却有一种昂扬精神充溢全身。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有力：他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这种不顾一切的陶醉状态。“人能带着爱去杀人。带着爱，上帝作证！”他反复说，握着拳头拼命敲打柜台——也许是对着苍穹……他一下子把手又缩回来，喉咙发干，差一点要哭出来：柜台上也都是血。他盯着沾着血迹斑斑的手在那里发抖，就像神经遭到了猛然一击：星星点点的血花从上面落下来。他想笑，想哭，想从胸间可怕的压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切都没有发生，对现有世界极度的冷漠，和凝固的光线一起，照在满地狼藉和死者、鲜血之上。“他们用火红的钳子夹着殉难者。”这句话在他脑海里浮现；自在中学读到过它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记起来：不过有一点他多少感觉到了，这就是他必须离开，他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
……
走出商店大门的赫姆瑞奇，终于摆脱了恐慌、怯懦。他回到共产党和工人指挥所，也拿起了武器，他被复仇的情绪所笼罩。他和中国的工人们一起走向血泊……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4
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性质的作品，并指出：“《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