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5章

，才不至于饿死，妓女靠出卖自身肉体活命，许多男人沾了她们的身体，也就会传染上梅毒了！”　
首长反复叮嘱，给我归纳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钱，不赌博，不进妓院，不与社会之人拉拉扯扯。”　
黄祖炎是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启蒙者，他的话成了我一生准则。
第四章　中组部的新党员训练班
第一次看电影（1）
从西安回来，我住在凤凰山上的中组部招待所，整日无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岭。我想到首长临别时说：“你要想我，就给我写信，寄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急忙求人帮助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　
中组部整天人来人往，这里是来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脚点。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满满一辆卡车的行李，卸下来几十只箱笼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这个茅盾，真是有钱财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书冯超给我分配工作：“中组部刚刚成立‘党训班’，刘锡五同志是党训班班主任，他有什么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来找我们。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给刘锡五同志打饭。”他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你去城隍庙找刘锡五吧。”　
中组部党训班设在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庙院里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满是尘土，窗扇也没有了。几个民工正在垒砌炉灶。刘锡五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长，脸上横七竖八的满是皱纹。他在棉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后你要辛苦了。”此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城隍庙报到。我们在长凳上搭木板，铺上麦草和苇席，安排学员住下。城隍庙距离凤凰山山坡上的中组部大约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党训班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新党员培训班”，入党前后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建设。音乐家冼星海、医学专家傅连暲等人曾经党训班里培训入党。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时，陈云、李富春把中组部的干部几乎都带来了，大约十几名干部与学员一起参加典礼，共同会餐。　
刘锡五派我带领两名学员从大街上的饭馆借来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猪肉、羊肉、牛肉做了八个菜，没有酒喝，白面馒头管够。国民党把美国救济总署的面粉作为八路军的给养，运输到延安。美国的面粉很特别，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间钻一微孔，我们称之为“粒子面”。为什么美国的面粉要挤压成珠球？还要钻上个小窟窿眼儿？多费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儿，搞不明白。　
党训班要放映电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城。苏联影片《夏伯阳》是红军驻进延安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延安军民聚集在城隍庙周围，房脊上和凤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银幕上纵马飞奔的苏联红军骑兵，轰鸣的火炮……延安人被电影震惊得目瞪口呆。电影放映员还用话筒给观众“翻译”几句，喇叭里传来一声：“……下面，他们要抱老百姓的小猪了。”观众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影散场，人群拥挤，挤得大姑娘小媳妇叫爹喊妈。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满地都是挤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刘锡五说：“昨夜里，土地爷显灵了，送来鞋子了。”他和我们一起，冒着寒风，拾了两大柳条筐的鞋，摆在大门口，任凭失主领取。　
刘锡五对学员们说，我们延安现在还没有电影设备和技术，昨天晚上的电影是国民党的电影队来延安慰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现在国共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1993年2月21日）　
儿子：公布张国焘叛逃事件是这个时候的吧？　
父亲：就在1938年秋天“党训班”这个时期，中央公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实，各单位开始批判张国焘。　
儿子：怎么批判呢？　
父亲：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吧！大家围在一起读文件，谈感想，讨伐张国焘。　
儿子：这个事情一公开，大家情绪反应怎么样？　
父亲：跑了就跑了呗，把他开除出党，政治生命完蛋了……张国焘跑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让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黄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还不跑？　
儿子：您听谁说的？张国焘带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亲：1991年夏天，我住兴城铁路疗养院，从沈阳来了一位党史研究员，他说的，对我刺激很大。　
儿子：不是那样，张国焘投了国民党以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讨要他的夫人和儿子，延安出于人道主义，放行了。　
父亲：原来是这个样？！这个研究员跟我谈了两个晚上，追问我知道什么情况。他还问西路军失败的问题，陈昌浩、徐向前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为什么没有批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们都有责任，光归罪张国焘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则的、不合党的政策路线。　
儿子：张国焘逃跑的事，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父亲：大家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领导呗：　
“张国焘去投降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来晚了。”
第一次看电影（2）
“中央首长就是心肠软，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还让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早就应该把他软禁起来”　
“应该把他关进保卫局的监狱！”　
儿子：再后来呢？　
父亲：我们这样愤愤不平地吵嚷了一个月吧，领导上才说话。你们不要闹闹了，张国焘跑了，他也起不了作用，他也不能把我们党怎么样。现在敌后的同志和党的组织，他也不晓得，也破坏不了。　
儿子：当时刘锡五说了什么话？　
父亲：首长他无所谓的样子，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气愤，好像他根本不用脑子去想这个事情。后来王德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到延安当边区政府主席不满意；张国焘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把我们党当一回事，他设了一计，党中央没有识破，名义去祭奠黄陵，实际是逃跑当叛徒。
朱德总司令讲课遭遇阻拦
城隍庙三进三出的套院，东西两侧的偏殿陆续住满了学员。　
一个清晨，我由北门外的招待所进城上班，在我的前面一位身穿棉军衣，个子不高很健壮的老战士，略微低着脑袋，走到城隍庙。庙门两名扛枪的学员忙把肩上的“阳汉造”步枪横在胸前，喝问：“你来干什么！”　
1938年的延安城，各机关学校的大门不设岗哨，刘锡五说，要培养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军事观念，安排学员轮流站岗。　
来人站在哨兵的大枪前：“我来讲话嘛！”哎，这四川话很耳熟，我紧走几步，哈，果然是朱德总司令。　
朱德说：“嗬！你们这里还站岗放哨，好气派呀！你俩不放我进去，我怎么讲得了课嘛！”　
两位哨兵怀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朱德：“你来讲课，怎么没有跟人来？”朱德腰间一条黑皮带，厚厚的棉衣裤，棉裤的一个膝头破出一团棉絮，与喂马的饲养员一模一样。　
我拨拉开哨兵的步枪，站到朱德的面前，举手敬军礼：“朱总司令，你来了！”又对两个哨兵说：“他是朱德总司令呀，赶快让他进去！”哨兵赶紧退到两边立正。　
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老总离开延安，上了太行山抗日前线。1937年以后，来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根本没见过朱德。　
朱德也很惊奇：“好你个小娃娃，怎么认识我呀？”　
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你在草地抓鱼……我还吃过你送给我们的鱼呢！”　
朱德笑了：“原来你就在我们后面那一队小娃娃里面！你看，草地雪山我们一起走过来啦，我们一起再把日本鬼子打跑，好不好！”　
朱德问我：“你到这里干啥子来啦？来学习？”　
我答：“不是，我跟着刘锡五呢。”　
朱老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哨兵说：“你们两个‘背时锤子’，连我也不认得哟！”缓步登上庙门台阶。后来，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几个人常常模仿朱德的口头话儿“背时锤子”。　
哨兵向我追问朱老总草地捉鱼是怎么回事。这时跑来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他们气喘吁吁地问：“总司令来你们这里了吗？”朱德在延安经常一个人四处行走，跟他的警卫员捉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