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34章

斋文牍续编》卷十四）等训令。这个貌似昏庸的老人，有一双穿石透铁的眼睛，他明确表示，“改良政治”是当前的出路，解救穷苦牧民“困苦”的办法，就是救国良策。　
在《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中，他说：　
新省民情淳厚，敬官畏法。各县于农官乡约外，所谓刁衿劣绅亦不数数。觏果地方官有一分爱民之心，无十分虐民之政，百姓将爱戴之不暇，何至发生上控情事。夫人情必万不得已而后兴词，迨至控官，是举生命财产以与官搏胜负。胜，则雪覆盆之冤；负，则占入窨之凶。地方官稍有仁心，自当闭门思过，改良政治。否则，静待查办控案虚实，亦不难水落石出。乃今之知事，竟有电请邻封于中途查拏上控之人者，亦有拣派差役，赴省城拘捕上控之人者，又有将由省回县上控之人拏案收押，几欲置之死地者。其他，或串通邮局司事，将上控呈词扣留不发。种种对待，务使穷民无告，且欲使本省长于地方利弊，民情苦乐，尾无闻知，流弊所极，伊于胡底。　
……　
而为地方者，乃无不仇视上控之人。试令反躬自问，果能听断如神，而毫无错误否乎？民国法律，并无不许人民上控之条，而地方官仇视如此，较之前清专制时代，其暴横更有甚焉！唐人诗云：“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痛哉，民国之民！酷哉，民国之官也！　
引录到“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时，我已经热泪盈眶。这篇训令写于1922年9月11日。这正是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立足的全盛时期。也是探知了黑喇嘛的切实下落，外蒙古的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已经磨刀霍霍的节骨眼上。　
杨增新的“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由他来制约黑喇嘛－丹毕加参，是黑喇嘛的劫难。实际上，杨增新与丹毕加参的“对抗”开始于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　
……对“辛亥革命”，宣统退位的第一个外界反应，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1912年春，派兵企图一举攻占科布多。　
当时，与库伦近在比邻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本是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域，清廷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在危急形势下，中央（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就近解科布多之困。事实上，那时的政治格局除科布多，伊犁、阿尔泰，也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与新疆省并无隶属关系。新疆派出的援兵尚在集结时，科布多城即在1912年8月失陷。杨增新指令援军驻扎在离科布多很近的冲要之地察罕通古地方。察罕通古，又名叫“扎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境内的温音其河畔。那个“北塔山”就在察罕通古正南一日的路程。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增新几乎是倾尽新疆全省的财力与物力，孤注一掷。他还要防着患生肘腋，从“策勒村事件”（1912年）起，南疆塔里木一直就在外人的觊觎之下。但杨增新仍然将新疆的“塞防”远置于察罕通古。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了不至于发生“雪崩”：不让伊犁、阿尔泰，以及塔城等孤悬塞外的政区，步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后尘，再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当然，以杨增新的地位，根本左右不了时局。据吴绍璘《新疆概况》介绍，杨增新一再为“新疆孤悬塞外”，其前途取决于中央，中央主政者竟然“举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屣”，扼腕叹叹。他曾这样表白：“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他也以“过河卒”自视。据当时人回忆，杨增新是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最低调的一人。1928年，他在乌鲁木齐见到了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他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　
然而，杨增新在关系到新疆稳定、民生有望的问题上，从来是防范于未然，而且不厌其烦。
《黑戈壁》十（4）
在察罕通古，新疆的援军筑城死守。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则于1913年7月，两次集结重兵进袭察罕通古，为远征军蒋松林、张健所部击退。一时间，本“无战事”的“西线”，受到举世关注，“察罕通古”成了外电引称律最高的词汇。在察罕通古，与蒋松林、张健对峙的外蒙古将领，正是丹毕加参（一些文献译作丹柏江村）——后来潜藏在黑戈壁的黑喇嘛。　
在《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中，关于援科，关于死守察罕通古，关于制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丹毕加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从1912年开始，杨增新个人与丹毕加参“结识”十几年。直到丹毕加参1924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攻占科布多后，丹毕加参成了为人追捧的“明星”，但不久又被沙俄作为俄国子民捕获流放。这时杨增新得以才略微息了一息肩。是“十月革命”，使得从西部开始，肢解中国的设想成为泡影。但是，“十月革命”后，那个让阿尔泰山两侧曾为之震颤的丹毕加参，从苦役与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又回到外蒙古与中国之间。这时，因为地理板块的重新拼合，这一带已经没有丹毕加参的位置了，谁也不再需要他，反而视他为祸根。他想到来中国避难，但他没有想到，事过多年，杨增新一直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归来。　
他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栖身，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他绝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人。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进入中国，杨增新就难以安眠。在黑戈壁，在额济纳，在安西，在肃州（酒泉），都有杨增新的眼线。只要事关丹毕加参—黑喇嘛，一切杨增新都感兴趣。因为杨增新一直将丹毕加参视为腹心大患。派往黑戈壁的秘密探员，有的就夹杂在商队中，哈密军方得到指令，必须随时向杨增新秘报黑喇嘛动向。一些证据表明，实际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中，也有杨增新处心积虑打入的奸细。　
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开山立柜”，是得到了甘肃省方允许的，同时，他象征性地向甘肃官方交纳了枪支弹药，想必还有“买山钱”。　
在抓到了真凭实据之后，杨增新终于向中央政府呈报了有关情况。《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收有两篇电稿：　
《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　
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密，心怀叵测，叠经严为拒绝。并行哈密、镇西（巴里坤）文武，一体侦查严防在案。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勾煽外蒙，有恢复自治之说。迭准库伦镇抚使暨科布多佐理员文，称该丹毕加参有东扰库伦消息。当经电饬东路哈密、巴里坤文武，严行防范。并电甘督，饬安西文武一体防范。旋准咨称，丹毕加参缴纳快枪四十枝，已经收抚在于安西县属滚坡泉（按：即公婆泉）地方安置，等语。增新复加访。查该丹毕加参虽经收抚，而枪械并未缴尽，实多可虑。并闻其在马鬃山一带，藉稽查烟土为名，有勒索商民，筹集饷项情事。乃密饬哈密地方文武暨统税局员，随时调查具报。兹据覆称：查马鬃山在甘肃界内，距安西县甚近。去哈密十五站，约计一千二三百里。甘肃将该喇嘛部落八九百丁口，安插于马鬃山迤北数里许之滚坡泉。去年，该喇嘛部众，在离猩猩峡两站地方（系新疆界内），抢去商号“福顺玉”骆驼九只，伤毙脚夫二人。又倡言：该处系甘肃税卡，凡往来各货，皆强迫收税。行旅视为畏途。其藉稽查烟土为名，亦属实在等情。前来，增新查设卡收税与盘查烟土，本系应办之事，惟不宜授其权于外蒙之丹毕加参，致假盘查之名，亦行勒索之实。该喇嘛悍鸷阴险，夙为增新所深知。兹复查有上项各种情事。如果甘肃地方官吏为其所愚，反加信任，难保不养成意外变故。甘新壤地相接，增新实切杞忧。应请院部分行甘肃督军、省长，转饬所属文武，对于征收税款及设卡盘查行旅各要政，勿使丹毕加参插入干涉，实于蒙务边局均有裨益。　
显然，黑喇嘛－丹毕加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