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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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黑喇嘛丹毕加参，与黑戈壁有关的另外三个人，都深刻影响了新疆现代史近程。他们都曾在黑戈壁进出，他们都是另类的历史人物。其中第一人就是马仲英。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临夏人。回族。出生在1911年。与马步芳、马步青是堂兄弟。早年在青海军事学校学习，十几岁带兵，1928年率所部在西宁起事，年仅17岁。与马步芳有隙，便自改其名为马仲英。此后以酒泉为基地，影响了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的政局。蒋介石委任他为陆军新编36师师长，将酒泉指定为他的防区。1931年7月（农历五月），新疆哈密的实力派尧乐博斯专们到酒泉，邀请马仲英赴新疆。当时马仲英因与其他“诸马”——特别是马步芳——矛盾激化，自觉地位不稳，“正瞌睡塞过来一个枕头”，便应尧乐博斯（那时是哈密王府的卫队长）之请，从酒泉出发，倾尽全力穿过黑戈壁，进入新疆。　
当时的新疆省军在哪个方面都应该占上风，可与马仲英的“丐帮”杂牌军交手却一再败北。在车轱辘泉一役中，马仲英负了重伤，这时省军的主力改为白俄将军巴平古特率领的“归化军”（编入省军序列的原白俄军人），以“能拼会打”著称的不再只是马仲英一方了。马仲英败退撤出新疆，返回酒泉。　
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并很快就退回出发点酒泉不久，哈密又成了新闻的“窝点”。　
……1932年的夏秋之间，哈密与河西之间的古道上，又出现了行旅。那时，马仲英正在酒泉养伤，省方又恢复了对哈密的控制权。起事的领袖和加尼亚子阿吉受到“招安”之后，已经在省城为官。他的部属大部分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山村。在戈壁的另一头，在酒泉，已经集聚了不少因战乱不能及时回乡的维吾尔族商旅。哈密的维吾尔族富商吾甫尔阿吉有一个“艾山洋行”，专门经营与内地的贸易。大乱之后，百废待举，在吾甫尔阿吉劝说下，哈密与酒泉之间的商路又开通了。　
滞留在酒泉的12个来自新疆各地（哈密、吐鲁番、托克逊、库车、阿克苏）的商人，决定结伴而行，一同上路还乡。路经丝路古驿苦水，那原来是戈壁的一个“腰站”，在商人们路经时，只剩下残墙断壁，一片瓦砾。他们只得在苦水路边露宿。这时，省军的一个步兵排（29人）正好也从此路过。他们的任务是前往星星峡驻防。他们见到商人们行李沉重，顿起歹心。在晚上，突然向在睡梦中的商队开枪射击，11人当场打死，1人跑出十几里远，被士兵追上，打死在荒滩上。他们将所有财物吞为己有，并捏造了事件起因：本排行抵苦水，遇到12个人，在盘查时，12人竟从行李中取出凶器袭击军警，意欲抢夺枪支。于是，将这12个土匪悉数击毙。但是，这个解释马上就出了问题：在查获的物资之中，并无任何凶器。也没有谁想到该费费心为“土匪”的行李中塞上凶器。“土匪”没有武器，居然敢于以卵击石，主动向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发动袭击？在分别调查中，事情终于败露。继杨增新主持新疆政务的金树仁感到不能不向当地客商作个交代，就决定，在星星峡驻防的那个排中，抽签枪毙12人偿命。但是，哈密方面不敢执行，怕这样一来整个边防排会全部叛逃，势必逃亡酒泉，又会引起马仲英的注意。只要一个人逃脱，祸患无穷。于是就假借换防，将这个排调到哈密，马上拘禁起来分头审讯。果然真相大白。于是将两个排长就地枪毙，其他的军士，全部押解到省城，交部队处置。并将赃物还给家属，还作了一些赔偿。“苦水事件”消息传出之后，当地群众纷纷到省城情愿，要求追究责任。只是处理及时，才没有造成其他后果。所以，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一开始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人心向背，是新疆稳定与否的压舱物。
《黑戈壁》九（2）
除了“苦水事件”，哈密在1932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七角井瘟疫”。　
在“苦水事件”前不久，1932年春季，哈密西北的要道驿站七角井发生了一场看似无来由的、找不到传染源的瘟疫。在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时，他主要着眼点在天山以北。天山以南的交通反而比以前繁忙。一些商贩，为了避开战火，也宁可踏上“风戈壁”，而七角井正是“风戈壁”中的标志性驿站。马仲英撤回河西，七角井由省军的杨正中部驻守。杨正中嗜杀成性，往往随便就将不顺从己意的商旅处死，然后胡乱埋在或扔在附近的沙丘中。在七角井的旅店前，有两颗电线杆子，一度成了杨正中悬挂首级的旗杆。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正是因无辜死者得不到安葬而生，以致除附近的百姓与过往商旅，甚至驻军也受其害，不停地有士兵逃离这个阴霾不散的地方，同时将瘟疫扩散到其他的驿站绿洲。在一些村落，瘟疫几乎是灭绝性的。有一则目击报道说，在某小镇，生灵死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爬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胸前，寻找母乳。　
——这，就是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之前的哈密。　
与在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相比，哈密的省军在“苦水”“七角井”的作为，更象土匪。　
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返回酒泉前后，马仲英在当地招贤纳士。河西走廊原来就“人才密集”，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参谋部与政治处、秘书处，成了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其中有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的中共脱党人士，有国民党的骨干，有日本间谍，有来历不明的土耳其军人（还不止一个）。最绝的是，这些人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碰面，一定会立时打得你死我活，可在“尕司令”的“智囊团”里，却始终相安无事。　
比如，马仲英的“少校参谋”于华亭，谁见了也说是日本人，关于他是日本特务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可他自己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绝活是译电，据说当时还没有发明出他破译不出来的密电码。据说（又是据说），马仲英几次绝地反败为胜，都是因为他成功译出了对方的军谋布署。　
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国民革命军新编36师中将顾问”——则更绝，谁也不知道他从何来，来干什么，甚至他到底是谁？可他在马仲英麾下颇为自适。他的房间从不请人进入，房里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兵谋战略，只有一个河西籍的小脚女人，40多岁，整日端坐在炕上。他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她一句外国话听不懂，他们平时用什么语言交流呢？每当凯末尔“中将”高兴，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将小脚女人扛在肩头，在房间里、院子里“游行”。可他是真正的军事家，就是他教的马仲英把骑兵当作坦克使用。这招曾将苏联刚刚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塔尔巴哈台军”）打得丢盔卸甲。　
参与马仲英核心机密的人当中，除了他的家族成员，还有甘肃现代史的名人，比如吴应祺、张雅韶，他们刚刚从苏联回国，曾是中共的骨干，不但投入马仲英幕下，成为他的谋主，甚至将马仲英兄弟也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另外，河西著名的脱党的原中共党员比如蔡雪村、葛霁云，另外还有甘肃哥老会辈份最高的堂主赵福臣……都在麾下为他效力。就凭这个，年仅20的马仲英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待。　
1933年4月。马仲英第二次入疆。　
这次与上一次的最大不同，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从退回河西，马仲英一直用一只眼睛紧紧盯死新疆。——另一只眼睛他始终是盯着他的堂兄弟们（马步芳、马步青、马步康……）的。他显然认为，要想有大的发展，只有进入新疆，占据天山南北。河西、酒泉只是暂时栖身之地。　
第二次进入新疆，马仲英部队传唱着另一个“军歌”7：　
打了一仗又一仗　
仗仗不离机关枪　
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