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   》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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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方面,忽必烈嗜利黩武,宠用阿合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追歼南宋,两征日本,两征缅甸,三伐安南,又攻占城,攻爪哇,三十年间,兵事无岁不兴,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粪土;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国丧身的下场,实赖蒙古暴力的余威。
忽必烈的时代“辉煌”,其实是下一个动荡时代的暂时休止期。帝国无数灾祸与动乱的祸根,皆于忽必烈时代深深种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崩于上都紫檩殿。在位三十五年,时年八十岁。
无论如何,元朝于中国,其赫赫荣光,不能不令人叹服: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帝国的荣耀,虽然已是过眼烟尘。但它的光芒,多少个世纪过去,依然让人慨然仰视。
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原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花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煌煌,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陡增。随着南宋在厓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插柳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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