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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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战国时的齐国、楚国,乃至韩、魏,并不是不可为,但又为什么弄到如此,只能听秦国的摆布?归结下来,不外是人才的问题。
好了,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即使世界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现代的历史,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这部纪录片以后,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关键。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当时秦国所以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就决定在几个人身上。苏秦、张仪以前,秦国在政治基础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谓商鞅变法。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上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商鞅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有人说周代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日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泰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己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间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这等到有机会研究到他的时候再说。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日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了“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这也是讲苏秦、张仅这两个人的事迹,所应注意到的。
外才与内用
说到张仪、苏秦两个人,游说的目标,开始都是对秦国。秦国在秦始皇以前,历史政治的基础之所以打好,都借重于外来的人才。商鞅,卫国人,外来的;百里奚,虞国人,外来的;张仪这些外来的人物,还是后期的。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国效力呢?这中间的问题也很大,这里暂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还有一个观念要很注意的,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学问,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千万要把握住今古无分别的原则。当年的秦国,可以把它比作现在的美国,也可以比作苏联。但是不要忘记,秦国的坏处可比敌人,但秦国的好处也可以比作我们自己,这是没有固定的,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法则,是在于人的智慧。
张仪之所以在秦国一说就通了,原因是秦国在当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思想。谁有办法使秦国强大,永远的强大,而巨盖世的强大,就请谁。这是在当时的必然趋势,并不是说秦始皇的祖先们,毫无道德礼乐政治的思想,而是时代的趋势,需要如此。
张仪的故事
再看张仪的个人,要看《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仪、苏秦这些人,是把战国时的资料,将时间、年代、地点,编起来写成传记。而在每个人的传记后面,都有评语,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也等于是历史哲学,等于是一个评论。
研究苏秦时我们说过,张仪是苏秦培养出来的,不过在这以前还有一段:张仪是魏国人,小的时候和苏秦是同学,《史记》上写他们跟鬼谷子“学术”。要注意这“学术”两个字,他们并不是真搞什么学问,学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讲现实的一套东西,就是权变之术。在读书的时候,苏秦自己认为不及张仪,《史记》上只记了这样一笔,没有说为什么不及张仪。后来看了张仪传,找出一个答案,张仪的出身,比苏秦好一点,所以有点太保脾气,比较豪放,是耍得开的人。苏秦后来得志以后,张仪并没有得志,环境比较好一点的人,进取心就差一点,所以读历史读多了,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会感到很奇怪的,有许多人的成功,连他自己本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却硬是有机会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线。正如隋炀帝吹的牛:“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这就看出一个人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堕落。以张仪、苏秦两人比较,张仪就是如此,等苏秦得志了,张仪还在悠哉游哉。在一个当楚国宰相的好朋友家里,作第一等宾客,手面也很大,随便花钱,蛮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儿郎当,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这位宰相家里掉了白璧,宰相家里的人怀疑是张仪拿的,把张仪捆起来打个半死。回到家里。太太就说他,这冤屈都是读书读来的,如果不读书,就没有这种事。张仪当然受伤很重,他看见太太这样难过,就问自己的舌头有没有坏,太太告诉他舌头当然在,张仪就安慰太太不要紧,只要舌头还在,就没有关系,我们曾经看了《张良传》中说的:“以三寸舌为王者师”。这句话也等于说:只有吹牛不犯法。但据我们的经验,只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对象更难找,因为能听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还要高,诸葛亮会吹,刘备会听;张良会吹,汉高祖会听。没有对象,再吹也没有用。“三寸舌为王者师”,所以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等到伤好了,听朋友的劝,才去找苏秦。
刺激的教育
这时苏秦已经了不起,可是苏秦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把齐、秦等国玩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注意,今日的基辛格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机,值得研究。不过有两种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确有著作,曾经有一个留美的同学,回来跟我说,基辛格这一套当然会失败,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论可能不会失败。另外也有人说,基辛格大概准备把美国搞垮,因为他是犹太人。这都是推测的话,不去管它。话说回来,苏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镜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须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他当时的敌人是秦国,不需要另外创造,可是又有谁能去秦国说动,来和自己的计划对抗?他心里想到只有张仪,而刚好这时张仪来了,于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苏泰就想办法刺激他。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环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懒,不肯动,非要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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