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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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还特别提到周扬。以“反右”为例，那时他就是像法捷耶夫似的，一直在“上边指挥”，“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那时周扬被“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975
所以，晚年周扬也是忏悔的。他终于能像鲁迅所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76是啊，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正该像走出了象牙塔以后的闻一多，深刻地自醒：“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977
这里，我又记起一个“历史”的细节。周汝昌记得1954年冬天，“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邓拓派秘书将他约至《人民日报》社“接见”。“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接见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汝昌写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同时“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可“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的周汝昌，写出了“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的“文章”。因为到了事隔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文联举办一次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会后，“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年的友善热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似点头未点头，此外一无回报，包括面色与言词。”再到后来，周汝昌“特欣赏刘旦宅的一幅曹雪芹坐像（一幅小画样），心欲得之。未及启齿，不翼而飞矣。向人问时，答云：‘邓拓拿去了。’其眼力询不凡也。”978若果真如此，邓拓的自杀，能否把上述钱钟书说储安平的话原封不动地套过来，“残忍”地说，也是“自找”的？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3）
在1949年以后对胡适的大批判中，曾深受过胡适恩泽的吴晗，也是持刀跃马。有意思的是，他在此前不久的40年代，参与讨论“士大夫”与“政治文化”时说过这样一段的话：“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979由此来看，像郭沫若、吴晗、邓拓、周扬等一大批有官有职有权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是否都在无形中变成了这四位一体呢？单拿吴晗来说，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起章伯钧来，不正像他的《海瑞罢官》被姚文元批判时一样，“通篇哪有一点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历史旧账。”980仔细想想，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前因后果”的轮回“报应”，岂止仅仅发生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多少政治家都不能幸免。
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鲁迅所说的别一种样式的“吃人”：“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光靠启蒙与理性，就能不再有“吃人的”和“被吃的”“筵宴”了吗？鲁迅所说的“精神觉醒者”或可以保证自己不再“吃人”，甚至也能够做到不再帮着“吃人”，但他是否能保证自己不再“被吃”吗？因为，所有人都变成“精神觉醒者”毕竟是“将来的梦”。而“目前的梦”还要这样做下去，也许“忘却”倒真的成了最好的记忆。让梦不要醒来，因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也许乔伊斯也正是由此借小说人物而感慨：“历史就是我想要从中醒来的一场噩梦。”
然而，若单就知识分子而言，也许只有陈寅恪那样的极少数“另类”，才称得上是自风流的真名士？
1994年，我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与曹禺有过一次长谈。当我直接问他“反右”时有没有写过违心的文章。他坚决而直率地回答：“当然写过，说人家是右派，其实是上头有文章下来，我就跟着写。吴祖光就是很冤枉，我就反过他，写文章说他不好，其实很违背我的意思。当时号召人写反右，号召人反吴祖光，有一大批吴祖光的材料给你看，都是可以反他的，于是我根据材料就写了。这些事情违背我自己的良心呀。”981
真巧，也是那一年，曾在“反右”运动中被曹禺无情批判过的吴祖光去北京医院部长病房看望住院治病的曹禺。当时已深深处在反思中的曹禺，忽然愁容满面地对吴祖光说起自己这辈子在写作上的失败，吴祖光直言相对：“你太听话了！曹禺一听，几乎叫出声来：“你说得带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就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982
正如黄平指出的：“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面对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新式的无知之人或外行。这些制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资源与规则，是他们表现自己的行动的环境条件，而他们在这些制度与话语的约束下的行动和思想，不论是有意的还是违心的，积极的还是被迫的，又反过来构成了创造或完善这些制度与话语的实践。换句话说，无论这些制度与话语对于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是多么关键，正式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在内的人民的行动本身，创造并完善了它们。”983
再以美学家朱光潜为例，他原本十分向往自由主义价值观，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了论战，并表达出一种超然的理念，即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换言之，既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该加入任何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而这是与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的。不过，反过来，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又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我敢说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然而，正是这位“自由分子”，在1949年以后，很快便发现自己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多次向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请辞西语系主任一职。但在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仅不能幸免于难，而是被作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他真的研究起马列，还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作为50年代被改造过的学者，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