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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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老舍的内心同时也是矛盾的。他的痛楚在于，他似乎总能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的老舍和艺术的老舍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进行着一场角力。1962年3月，老舍在“广州会议”上，能说出“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令许多人瞠目结舌、难以接受的话。8281962年底，还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又“自觉自愿”地说“苏联现在也不行了，革命靠我们了。”829即便是到了1966年春，一方面，为配合政治，老舍以老弱的病体，到北京顺义和密云的农村公社“深入”体验生活，为写好一个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竟那么详细地记录下陈各庄大队的养猪资料830；创作了话剧《在红旗下》，“高声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831另一方面，几乎与此同时，却在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和罗玛·格尔德的谈话中，道出了真实的内心感受，发人深思。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从“反右”到“文革”（3）
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重点是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832
从此中能够判断，老舍在“文革”初起阶段，就对“文革”流露出些许“担心”是肯定的。833但正像苏叔阳指出的：“老舍先生还不是一个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我从他的全部作品和表现来看，老舍先生还没有达到舒乙所说的那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家的水平。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追求崇高境界的一个知识分子。”834有意思的是，苏叔阳在1986年写话剧《太平湖》的几个月，“是他学习和认识老舍先生的过程，我不断认识到他的伟大，觉得他是一位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思想家。”835
不过，如果简单把抗战时期的老舍与建国后的老舍在政治上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如果说50年代初刚回到北京的老舍，与抗战时期还有相同之处的话，很快，两者的分野就出现了。很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始终是“言由心生”，而后者常常是“言不由衷”。因为，抗战时期“是老舍一生中精神最舒畅的时期。他怕得罪人，但却不怕得罪中华民族的敌人。爱国的立场使他如鱼得水，在自己人当中他不会因爱国而获罪于人；对于侵略者和公开的汉奸，他不怕得罪他们。像老舍这样一个从下层穷苦人家出身的人，是不怕劳苦的，只要别人能够信任自己，多干点事儿对于他是无上的光荣。也就是说，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在精神上确实轻松的。”836
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顺应了一切，形式上的地位也红红火火。”了以后，他的内心“从未有过真正的平静。对被迫害者，他有一种愧疚感，不论他在私下如何向他们表示好感，但他到底是立于他们的对立面，而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对于那些斗人英雄，他是怀着内心的畏惧的，他知道一旦当他也成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他的命运就是非常悲惨的了。”换言之，他很清楚，自己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人民艺术家”的荣誉也没有使他成为“给他荣誉的人的‘自己人’。”“他之受宠全在于他现在对现实政权的拥护态度和在文化界的带头作用，一旦失去这些，一旦处于被审查和被斗争的地位，他的命运不会比俞平伯、冯雪峰、丁玲、艾青这些人更好。”837
修改旧作：是“敷衍”还是“真诚”？
老舍在1945年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里就表示过，“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838但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这20年的时间里，他还是对自己的再版作品动过三次比较大的外科手术。
第一次是1948年——1949年，老舍时在美国，由他和赵家壁合资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再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等写于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时，老舍分别对《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做了删改，并未做任何修改说明。
第二次是50年代初。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