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58章

“太平湖”里，去洗静自身的耻辱，去寻觅永远的“太平”。同时，也给现世留下一个绝妙的讽刺，或曰一个老舍式的悲剧大幽默，他要以自己的死告知世人：“太平湖”以外的世界已没有了“太平”！他或许要以“神来之笔”亲自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
太平湖的余韵（1）
美国现代作家、哲学家菲力浦·劳顿和玛丽·路易丝·毕肖普在合著的《生存的哲学》里有这样一段话：“死是人无法避免的事件。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确实把这一事件看成唯一至关重要的事件，在他们的思想中，死亡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在某些人看来，如果哲学不能帮助自己与可怕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达成和解的话，它至少可以帮助自己去了解死亡，因此，他们对死亡问题进行反思。”719十分有意思的是，正像叙述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有许许多多个版本一样，关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以及老舍之死具有怎样的思想意义，也因各人不同的因素而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大致上仍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说，三是脆弱说。持抗争说观点的人是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们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等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720舍身取义。
绝望说指出，当时老舍在解放后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首先，“老舍在被尊为‘人民艺术家’之后在配合各个时期政治任务表现出很高遵命文学的政治热情时，他作为大作家的自由写作就受到了限制。”721而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创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呢？还有，共产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将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个饱经社会风雨洗礼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为了给一个晚辈找份差事，他亲自跑到文艺口好多机关寻求帮助，但行政体制并不买他的帐，实权的掌握者并不因为他写了《茶馆》就给他面子。722还有一点，老舍向以“文牛”自誉，他的自由自在是因为天天能写一点，到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他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与闲在受着时间的煎熬。当然，这些内心痛苦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离开人世。直到“八·二三”“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那么一个爱体面懂幽默，总是力争上进的老舍终于疲惫而绝望地走上他为笔下许多好人安排设计的出路。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几乎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至少经历过“反右”的人。因为，若是命运浮沉，人情冷暖经得多了，对自杀这种行为本身便产生置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与所承受的痛苦本来就是对等的。老舍在国共谈判期间便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1950年从美国回来也是受周恩来的力邀。有了这层关系，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风顺，723人人尊敬他，到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老舍被辱骂声包围了，而且是那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退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解地污为罪名。邓拓自杀了，他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724到处是狂热的喧嚣，红色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此时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是非常自然的。他脆弱得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海外对老舍之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1967年3月，老舍去世9个月之后，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了有名的散文《蟋蟀葫芦》进行悼念。1970年，日本作家井上靖又写了回忆散文《壶》。7251978年，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到中国，在对老舍之死做了“详细调查”以后，以《老舍之死》为题，在日本的《新潮周刊》上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详情。726正如巴金在写于1979年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所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727研究老舍之死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位：美国学者比尔·沃勒认为：“就像祁天佑一样，老舍被错误地指控为叛徒，这对他是极大的羞辱；又像天佑一样，老舍的世界毁灭了，当时没有别的出路。尽管老舍批评中国人重视面子，但他也许正是在丢了面子，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因为屈辱使他丢失了传统的自尊，还是因为自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向当局控诉的形式呢？或者，是因为他老了，感到疲倦了，因孤独、孤立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呢？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是互相关联的。”728法国学者保尔·巴迪分析老舍的死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原因：“第一，他被指控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同谋……彭是在6月3日被宣布免职的。仅两个月后这位小说家就死了。……对老舍的第二个指控是明确的，作为《北京文艺》的主编，他被认为对出版虽有争论的剧本《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另一方面是文化心理：“一是北京的传统剧完全销声匿迹，而从童年始，老舍就非常喜欢京剧……另一个使他怨恨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北京城的大肆破坏，老舍是极爱这古都的，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出生地，更因为他的小说不能离开这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的市民，以及它美丽的历史景观……红卫兵对文化遗迹的破坏也许对一个自认有感伤主义的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729苏联汉学家热霍洛夫采夫和谢曼诺夫认为：老舍之死是因为他早在30年代《猫城记》里，就对文化大革命有所预见，因而受到了极左势力的惩罚。7301978年3月，日本作家开高健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玉碎》一文，在悼念老舍的同时，竭力歌颂了老舍自杀所表现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与精神。7311984年，巴金在写给苏叔阳的信，后作为话剧《老舍之死》剧作的代序中，也明确表示：“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732此时的巴金，已经明显感觉到，老舍之死在抗争意味背后具有的复杂性，即不能只单单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因为这个“有骨气”的行为，也包含着“幻灭”、“痛苦”、“疑惑”等等许多无法说清的因素。我推测，这是巴金对他在几年前写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对1966年7月10日他和老舍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见面时老舍所说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733、“我是一个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