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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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使用录音机或录像机，也要努力凭着好的采访技巧，营造好的谈话氛围，令受访者心情愉快地忘掉它们的存在，而无所顾虑。还有，访谈地点最好是让受访者感到放松舒心的地方，我的“老舍之死”采访，基本都是在受访者的家里完成的。最后，如能做到像汤普逊所说当然最好：“必须把你的磁带和底稿与照片、文献以及你收集的其他材料存放起来以备日后使用，并作为以后的公用资源：公共图书馆也许是存放它们的最好地点。”384
口述史的发生（13）
第五，为维护口头资源的原始性，整理出来的文字要保持问答的形式不变，对受访记录决不能做任何形式的插增和删改。“毫无疑问，誊写工作是一种既很费时间，技术要求也比较高的工作。假如录音带包括一个小时的内容，那么就至少需要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来誊写。”385是啊！我已经无法计算出我们夫妇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和《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誊写所花费的时间。
第六，寻找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附录，并尽可能多地详做注解。我很感谢谢泳对《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评价，并非由于他说了很多好话，理由很简单——他懂得我。他认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在老舍研究中的价值是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我理解，作者选择这个题目，也是先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象征意义，然后才进行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因为‘老舍自杀在太平湖’，这其中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自杀，在相当的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命运的一个缩影。有了这个‘太平湖自杀’的意象，其他就比较容易解释了。这本书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档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他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完整了历史记忆。”386我当然明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指出的：“每个人目前的立场都会决定他对过去一切事件的信念。”387他对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是“批判”，他说：“假如每一种记载都是可靠的和信得过的，假如在人类进步的发展中，一系列分散着的见证人的判断都是确实无误的，而且不加修改就可以构成为一个和谐连贯的整体；那倒会确实是奇怪了。”388但无论如何，我采访“老舍之死”搜集来的这些第一手的“口头证据”，理应为未来最挑剔的史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者所共享。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1）
历史与诗到目前为止，“老舍之死”的历史几乎都是由与“八·二三事件”相关的人们的“记忆”构成的，这倒极其符合培根对于历史的分类：“从这三种源泉——记忆、想象、理性——产生了三个产品：历史、诗和哲学，别无其他。”389在这三者关系中，第一对关系是历史与诗，也即是文学的关系。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专门谈到文学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他说：“什么是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390像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的口述部分只占50％，另外50％是他自己找材料印证补充。而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李宗仁的口述部分只有15％的篇幅，其余85％都是由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所以，在他看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他认为，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50％到60％左右；非学术人的口述史料只有15％到20％左右。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不同在于：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漫漫谈，漫漫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391但我想以“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来说明，死无对证自不必说，因为谁也没本事让死人还阳作证，但活人活口并不见得就能够对证。像我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的时候，很多人叙述起来，都十分愿意把自己的“记忆”描绘成根本无从考证的“孤证”。换言之，在某一点细节上，他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也许当时情形真的是如此，但仔细一想，以“八·二三事件”的性质，“唯一”的几率不一定高。这当然纯属我“小人心”的忖度。我还是想举那个最极端的例子，即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那三位打捞者，这三个“唯一”哪个才是真的唯一呢？或都不是？不是活无对证吗？不过，“唯一”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否定了对方，同时可能也已经否定了自己。
论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唐德刚有个著名的十六字令，即“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六经皆史”是清代章学诚说的，认为不只六经，诸子百家都是史。唐德刚更有发展，他认为不光诸子百家是史，甚至就连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等，都有自身特定的历史价值。“诸史皆文”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文章西汉两司马”，《史记》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看，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散文。难怪鲁迅称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正如艾克什穆特所说：“每一次，当历史学家不仅要弄清历史事实，还要对过去的事件做出鲜明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时，他的著作就会变为历史散文。在许多世纪里历史散文与文艺作品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把历史作品与文艺作品两者分割开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起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最终完成，而在整个20世纪里，历史科学与小说才各自以独立的形态存在。”392如果历史不带任何文学的色彩，全然是直白的叙述，势必变得干瘪、苍白，死气沉沉，也会随之失去历史鲜活的生命力。唐德刚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回忆录》举例说，在西方历史里，同样有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他与希特勒相约见面，但由于他失言批评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气之下取消了约会。两人始终未能谋面。这件事如果由史官记载，或许是直白的日志式的一句事实：“丘吉尔本应在某年某月某日与希特勒在某处会面，后因希特勒取消约会，两人始终未曾得见。”这当然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可《丘吉尔回忆录》却以文学的妙笔这样写到：“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losthischancetoseeme！）历史似乎一下子因此有了生气，活了起来。读者也会因此而喜欢读历史。
至于“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外的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现代人写史，似乎已不太讲究文史的兼容了。唐德刚以英美史学家写中国历史为例说明，美国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