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98章

部落里也闹过瘟疫，1943年死人最多。
到1945年8月，部落里只剩下368人，因我（王贵歧）当时任配给员，人数记得挺清楚。日军一投降，有一百多人立刻返回山里去了。算起来，原先部落里有1000多人，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间，共死了600多口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后死的。村里的张文邦曾抬过朋友的尸体，哪知回家后头就痛得厉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发了一身大汗后才慢慢见好。到了1945年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后，瘟疫才没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3日
村里人说，喀卡山上曾埋着日军的毒气弹，那里还插着红旗，部落里死人的原因，大概是毒气弹泄露引起的。
另据张文邦讲，小集家前的1941年，有三个从承德来的日本兵曾在他家住了两天，日本兵是押运三个扛货物的劳工过来的。运到这里后，日本兵将三个男劳工打发走，又重新从柳河口雇了三个村民，把货物运到喀卡山里，埋好后插上旗子，然后又把这三个村民打发走了。自此，当地人传开了，说那里埋着日军的毒气弹。如今那里还竖着一根木桩，地下究竟埋的是什么，村里人谁也不清楚。
为此，我又回访了这个村，仍邀请上次参加座谈的村民，认真地回忆一下有关毒气弹的事情。上次来时他们有些兴奋，讲述得十分快，这次与上次不同，十分冷静，我便请村民们又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张金祥、张文邦、王贵岐、勾玉环、张权的口述之二：
瘟疫是从1943年五月（阴历）突然开始流行的。王贵岐的二哥是五月十八日发病，3天后，即二十一日死亡。从五月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内，瘟疫在村里流行得很凶猛，直到五月末下了场大雨后，病情才有所控制。这期间，全村共死了五六百人，大家几乎都传染了这种病。年轻力壮的后来慢慢恢复了，但老人、孩子及体弱的就都死去了。
病状是发烧、头昏、全身疼痛、出红斑点。于是我画了丘疹的图问王贵岐是不是丘疹。他说不是，画了蔷薇疹的图给我看。患病后一般是二三天或三四天后死亡。村里的张兆风夫妇俩，在一周之内都死了。有的一家死四五口人，也有的全家灭户。那时，这里几乎都成了死“人圈”了。张文邦给人家抬死尸，也得了这种病。当时感觉头痛、全身无力，一下子昏了过去。发了一身透汗后，两天才恢复正常。
当时，村民们都怀疑闹瘟疫和日军在喀卡山上埋的东西有关系，但谁也不清楚那里埋的是什么。
王贵岐的哥哥王金良从外地回村后说，这种传染病大概是毒气弹引起的，日本人埋的也许是毒气弹吧。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什么是细菌弹，所以就都说成毒气弹了。王金良1947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如今住在湖南。有关细菌武器的事，大家是在朝鲜战争以后才知道的。
张文邦又把当年日本兵运货物及住在他家的情节回忆了一遍。
那天，三个日本兵带着三个农民，要把两个箱子和一块石头埋到喀卡山去。一只箱子的形状近似于立方体（50×３０×３０），另一个比它小一些，呈长方体。石头是四方形，也是从承德运来的。因为进屋时，文邦还帮着他们抬东西，所以记住了东西的大小。每个重量约有15乃至20公斤，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进屋后，日军就让那三个民工回去，后来文邦发现又有另外三个村民把东西抬走了。运到山上后，由日本兵来处理。因为不敢靠近，怎么处理也就不清楚了。不过，从村里可以见到埋东西的地方竖着一杆红色的旗子。事后，日本兵是和三个村民一起下山的，并把这3人打发回家了。以后听说，那面旗子是航空线标志。至今也没人去那个山头。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过臭弹（毒气弹），但这里曾有过臭雾现象，像雾那样，臭得很。臭雾一来，人就头痛、恶心呕吐，接着就得病。但一下雨，臭味就消失了。解放后也有过这种现象，但臭味没有。这和前面说的瘟疫不同。
日军飞机不常来这里。以前来时是从东向西飞过的，“人圈”建好后，飞机来时是从东向南飞过的。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高杖子（1）
赵文启（71岁）、刘虎山（60岁）、杨成林（72岁）、张学成（73岁）的口述：
刘虎山赵文启杨成林张学成我们是1943年迁入“人圈”的。以前这里只是个有30户、150人的村子，集家后，一下子变成了有1000多户，七八千人的大部落。到高杖子来的，都是从黑河、柳河、西山、水沟等地迁来的移民。日军把那片划为“无人区”，房子也都烧光了，凡磨磨蹭蹭不愿来的村民，都就地枪杀了。大家都说日本鬼子黑岩最凶狠。
当年，杨成林给日本人做过饭。日军的队长叫安原。在高杖子设有日军指挥部，在此地训练新兵。日军撤去后，伪满洲国军队和讨伐队都来过这里。多数被杀的罪名都是通八路，而且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村民。本村的人没有被日军杀害的。
死者中有一半人是得瘟疫死的，也有饿死的。1943年每天都死人。1944年，高杖子死了42人，大都是吃野菜中毒死亡。也有得红白痢疾的，其中白痢疾死得最快。不少人得了疟疾，也有得水肿病的。
有一回，日本飞机还跑到这里撒了不少传单，都是日本字谁也不认识。“人圈”的围墙高一丈二，壕沟深两米，但无水。“人圈”里面还有一处高墙大院，里面住着日军，四周有炮楼（他们给我画出各自在“人圈”住过的地方，而且他们的住所都在“人圈”的北侧）。
车河堡
车河堡公路逆车河支流而上，穿过了黑河的成功村、天明村和解放村。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当年，这一带是“无人区”，被抓被杀害的人很多，而且瘟疫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为此，我在这里做了两次采访，花费了一些时间，对一些细节进行了确认。
第一次采访了7个人，第二次除马殿举外，又添了6名从西洼村来的村民。综合整理两次座谈记录如下。
衣秀坤（62岁）、张建广（69岁）、刘廷满（79岁）、马殿新（72岁）、马殿举（82岁）、唐木来（70岁）、杨宝林（82岁）的口述：
第一次：1995年3月23日记录。
衣秀坤、张建广、刘廷满、马殿新、唐木来、杨宝林、张凤才（71岁）、杨宝玉（72岁）、李东顺（76岁）、李东良（72岁）、衣秀修（83岁）、刘长春（81岁）的口述：
第二次：1995年4月22日记录。马殿新衣秀坤唐木来张建广杨宝林刘廷满马殿举张风才衣秀修杨宝玉刘长春李东顺（右）、李东良兄弟以前，我们这个村有100多户人家。1943年建立“人圈”后，变成了有600多户、3000多人的部落。驻军有日军、宪兵200人，伪满洲国军200人。日军撤走后，讨伐队又来了。他们全都住在部落里。警察署设在柳河口。
西洼村是个有300多户、1200多人的部落，病死了600多人。车河堡病死的有200多人。日军没杀过部落内的人，抓住杀掉的都是“无人区”内的百姓，死了有200多人。
所患瘟疫的症状，大体整理如下：
1高烧、呕吐、红白痢疾。
2呕吐、白痢疾。此病死亡较快，二三天即死去。红白痢疾和白痢疾、死亡者各占一半。
3畏寒、发烧、全身疼痛、浮肿、昏迷、出红斑疹，一二日死亡，此病最厉害。
4畏寒、打冷战，周期性发烧，体壮的可以慢慢恢复过来，体弱的患病后死去，也称疟疾。
5从鼻、口中出血，厌食，一般3—4天，或4—5天后死亡。不一定都发烧。
6浮肿、皮肤溃烂。
在西洼村，最多时一天竟死了21人，给二斗高粱米都没人愿抬尸体。
从1943年至1944年开始流行，但1944年最严重。
7雀盲眼。张凤才当年27岁，曾得过这种病。那时，人们吃的是日本人配给的食盐，走路时，不知为什么，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紧接着就昏迷过去。原来，配给的食盐中掺入了一些小黑粒的东西，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那种小黑粒闻着无味，吃起来有点涩。
李东顺和李东长说，西洼的人也得过这种病。这时参加座谈的人们都说，这一带的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