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12章

支烟，只是任其自燃，绝不送到嘴边。我那时虽属少不省事一族，但远远望着她孑然落寞的身影，也感到一种被强电击中似的心灵上的震颤。多年后，才听一位了解她的朋友讲到，她果然身世凄苦，生活无助。我想，她定是以粉笔生涯和年轻学子为自己惟一的精神支柱，离开了四方的黑板与讲台，她会脆弱至崩溃的。
教室外的老师又是怎样的，这是我们在对她五体投地般佩服之余，存于心中的一点好奇。毕业前曾与同学一道登她家拜望，当时她全家与人挤住在一套旧式单元房中，室中除了大堆的书籍外，并无几件家具，聊天时学生们坐在各式的椅子里，老师就坐在床边。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当在座的同学提到她家所在地区马上要有市政拆迁，估计她家会有相当改善时，她立即忘情地大笑起来，如一个灿烂而纯真的孩童！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操场
我记不起是何时始立了决心从事文史的，但那段时日春风般的浸润必定是透入我的骨子里了。这个专业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实惠，但它给我的又太多太多，非笔墨所能形容。我自心底感谢上苍使我有机会忝列程老师门墙。毕业后本应时常拜望，以增再沐春风之惠。而我赋性疏懒，又一事无成，究未动此念头。直到去夏，才在朋友催促下，以不成器作品托其奉献过去。朋友返时，带来的竟是程老师已于前年辞世的噩耗。我的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虽似乎隔了重洋，又隔了时间，已失闻讯大悲的气氛。但我日前还在盘算着，老师见文如见人，当感些许欣慰。一下子便至如此，真正尝到了天人永隔的滋味，到了欲悲失觉，欲歌失音的地步。
程老师并非那种教育思想家，或为一山之首的教育大师，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标准教师。而正是这标准两字，奠定了她在我心目中的蜡烛形象。我自从教后，总不自觉地以老师为则，企图将老师的恩惠推及于年轻的学子们。德能不足，但我尽了力。而近二年来，因各种缘故蹭蹬于北美。我自知此生也许不能再返回那半米见方的讲台了。但我对天发誓，如有来生，我必会重操此业。因为我脑际永远萦回着的，是程老师从容又飞扬的神采，陶醉其中的语调和那副智慧而宽容的微笑。
愿此文化作不绝如缕的轻烟，飘至程老师在天之灵的居所，以弥补我痛失的叩拜之机。
操场
中学的操场，本是用于上体育课、出操、开运动会以及下课后的体育活动的。像点样的学校，都有一个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中间是一个足球场，在跑道外面，横侧面对着开球点的位置，有一个水泥搭的竖着旗杆的主席台，倘主席台后面还有一壁墙，上面一定有毛泽东手书体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孩子，对操场的印象，恐怕并不仅仅是体育活动，甚至是不以体育活动为主。因为那时学生拎着椅子到操场开会，是三天两头的事情。
“文革”初期，操场天天用来开批斗会和批判会，学生有一段时间看到的情景是，今天揪出一个，明天揪出一个，从校长到普通老师，各路“　牛鬼蛇神”轮番上台。我的一个同事是65中老高一学生，他亲眼看见隔壁的景山学校校长，有如清朝的“凌迟”犯人一般，双臂伸展，被大绑在操场上（姿势不同于常见的“喷气式”），一个曾在一部轰动全国的儿童片中充作主角的该校学生，从厕所弄来一桶粪便，兜头倒在校长的脑袋上。那时，校外的一些“走资派”乃至刑事犯罪分子，也时常被拉到操场上批斗和宣判，学生则要充当观众。“文革”中后期，斗人的场面少了，但配合一浪接一浪的运动大潮，声讨“封资修”之类的批判会还时常出现在操场上。有时还要开更大规模的联校批判会，操场局促的学校的学生，常被要求从家里自带小板凳或马扎，整队出发，汇集到操场大的学校。1976年3月8日，北京四中的操场上，就开过一个有一万二千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六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发言，当时的团区委书记也到会发言。
除去批判会，其他一些经常性或特殊性的活动，也常在操场操办。如请先进人物做报告，学习老三篇讲用大会，红卫兵大队成立大会，庆祝五一、七一、十一，庆祝人造卫星上天、氢弹爆炸、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欢送去郊区或外地插队的毕业生，等等。1976年9　月15日，各校毛主席追悼会的分会场，也设在操场上。
操场上的活动，有时还伴有文艺演出，或者是专门的文艺汇演，演出者一般是学校的宣传队，由音乐老师负责排练或做导演。其他课任老师里有一技之长的，也可借机露一手。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小，没有主席台，对着操场的教学楼大门口台阶之上的平台，就动辄起着主席台的作用，逢演出，它就成了舞台。我们年级有一个班的班主任，外号“缩脖坛子”，典出何处，已经没有印象了。她能拉拉手风琴，常在演出时为宣传队伴奏。她家住在操场后面的一个居民楼的四层，窗户对着教学楼。后来不知哪个同学先发现，一遇她出场，其丈夫必趴在家里的窗户上通过望远镜眺望，这个信息在同学中迅速传开。以后再有演出节目的活动，她登台时，操场上必有学生扭过头去，视线转向她家的窗户，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同学也跟着这些学生瞎看，以为那座楼里出了什么事情。
注释
①北京市中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1970年7月第二版。
②北京市中小学试用课本《算术》第十册，1970年7月第二版。
③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载《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④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初中一年级），北京出版社1968年4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课外活动
孩子的课外活动，任何时期都少不了。“文革”以前，北京市部分中小学实行二部制，宿舍区大多设有“少年之家”，腾出一两间屋子，置办一些文体娱乐用品，供孩子打发课余时间和寒暑假，有时也排演节目。“少年之家”是那时主要的课外活动场所之一。此外家长所在机关经常组织带孩子参加的活动，如春游、游泳、看戏、国庆观礼。我们院不少孩子曾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同场看过《东方红》。那时家家攒一摞节目单，诸如《代代红》、《夺印》、几个样板戏之类，后来都包了书皮。1966年以后的十年，国家处在“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孩子经历的课外活动，比起以前和以后，要不一样得多，也“丰富”得多。有些活动，是一时性的；有些活动，持续的时间长一些；还有些活动，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
上公共汽车念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初期流行于小学生之间的一种自发的课外活动，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它与中学生的串联同步，持续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但声势极大，成为当年北京市的一景。加入这项活动的，多为小学三四年级同学（偶有高年级同学参加），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宣传小组，尽量红卫兵（当时还没有红小兵一说）打扮——军装、武装带、球鞋、红袖标、像章，实在做不到，也无所谓。然后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公共汽车上诵读。他们通常是就近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下午过去，先学学雷锋——打扫汽车站及车内的卫生。傍晚下班前后，趁乘客高峰时段上车宣传，跟着司售人员跑一个来回，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车票自然免了。那时毛泽东的语录，称“最高指示　”，或“最新指示”，装订为64开暗红色斜纹的塑料本，又称“红宝书”。宣传小组成员站在汽车尾端，以“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开头，自第一页起，依次轮流朗读。三四年级的孩子，多弄不大懂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说这些话的背景，不过是机械地过一遍眼睛和嘴而已，读错了字，闹出笑话，都难免，乘客不会追究。这样的活动，形式重于内容，但造势的意义不可低估，至少显示，连公共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上，都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的力量无处不在；还意味着，即使连十来岁的小学生，都具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意识。这些孩子并不容易，一趟下来，嗓子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