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政界往事》第19章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2）
然而刘文静依然不知趣地我行我素，这可以说他性情急躁。但是，刘文静倚功自恃的情态也相当明显。他今日可以恃晋阳之功而对李渊如此，他日未必不会这样对李世民，而且裴寂他尚不看在眼里，像房玄龄等人他更是可以不放在眼里。裴寂怎么说都比房玄龄资格老吧。　
李渊不大喜欢李世民和刘文静交往，其一或许是有不希望藩王与朝臣交往的原因——但李世民与朝臣交往又不限于刘文静一个人，都不见李渊如何反对，而且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很爱护的，应当不至于此。其二，李渊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而李世民虽然看人的眼光比较独到，但毕竟年轻，还是李渊更老辣一些。他觉得刘文静此人不宜深交，因而反对，也有不希望刘文静把儿子教“坏”了的意思在。我觉得李渊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刘文静的确心术不正，起兵时他的很多谋划都反应出来他“不拘小节”，或者可以说有些不择手段。李世民的野心的确可说是他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文静倒真是李世民的“启蒙老师”。李世民于唐建国之初可以辞让太子之位（这件事我认为并非为假，理由在前面已经提过），可见当时的李世民还是比较单纯的。当然像他这样的人物早晚都不会安于一介藩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说刘文静启发了李世民，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刘文静当时不得意，既然在李渊手下不得重用，那么他想到可以让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从而自己就可以凭着这个功劳飞黄腾达。当时李世民刚消灭薛仁果，可以说他潜伏着的那颗雄心此时也开始发芽，因而二人十分投机。刘文静的脾气上来之后基本上口不择言，再加上怨望深重，很可能说了一些让李渊敏感的话，因而给自己惹了祸。但李世民并不认为刘文静不好，他又不会有李渊和裴寂的那种感受，再加上刘文静这次的确有点冤，所以反对杀他。　
有时在想，如果刘文静当时没死，那么日后李世民和他会很融洽吗？不尽然呐。像萧瑀，脾气就和刘文静有相似之处，而李世民讨厌的正是萧瑀的脾气。那为什么李世民隔了许多年还要给刘文静平反呢？这个自然有当时他二人交情的确很深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面子问题。李世民当年为刘文静求情，结果李渊依然杀了他，这于秦王面子上是有些折损的，很令李世民尴尬了一阵。而裴寂在这件事上则因为他无奈的不明智，使得李世民把气全集中到了他的头上。　
总之，刘文静此人是很有才华，起码比裴寂是强了许多，但他的为人却不一定那么好，只是由于他死得早，所以他的缺点来不及全部暴露出来。　
【萧瑀】　
上面提到了萧瑀，不错，萧瑀的脾气是很别扭，不但李世民不喜欢，就是和同僚之间，也是常有冲突。看贞观二十年李世民贬谪萧瑀时下的手诏，其中提到“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这口气可是憋了有二十年啊，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李世民的特点中有一点就是“忍”，然而，面对萧瑀大人，李世民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可见萧瑀脾气的威力啊。其实要不是萧瑀此次太过荒唐，何至于引火上身？本来李世民是问张亮“既事佛何不出家”，张亮不答，萧瑀却“自请出家”——就算是想为佛家争口气也不是这么个争法。萧瑀大概以为李世民不会同意，但在李世民的字典当中没有什么“不可能”。想来李世民正为每天必须受着萧瑀脾气的折磨而痛苦，这次萧瑀说要出家，于人于己都是个解脱，真是太好不过了，索性就答应了。萧瑀一下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过了一会儿只好又说他不能出家。其实这于萧大人面子上也不是很好看啊，不知他说完这话之后周围有没有人笑。我想李世民多半猜到了萧瑀不会出家，知道他刚才这么说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所以才会同意，也是有意让萧瑀出个丑——这纯属个人猜测，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李世民也真够“坏”的了。　
其实早年李世民对萧瑀十分地尊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句现在人们还常用的诗句就是送给萧瑀的。由诗意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萧瑀的性格脾气早就知道，但萧瑀可以说帮过他很大的忙，李世民当时应该想到了以后面对他要忍耐的事情。后来如果不是顾着当年这份恩情，也许萧瑀遭贬会提早几年。　
萧瑀对李世民的确可以说是帮了大忙的，主要是在太子之争中，萧瑀是倒向李世民一边的。虽然其他的人捆到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裴寂，但是多个友军总比多个敌人强，而且作为朝中重臣，萧瑀的话还是有其作用的。但萧瑀自始至终说了些什么，我们却查不出来，不知是有意抹杀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无疑在李世民眼中，萧瑀是自己人。玄武门之变，李渊一时无计，裴寂也不应话，此时萧瑀和陈叔达一起出来说要李渊把权力下放给李世民。看起来这件事简单，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很大的，如果当时没人出来这么说，说不定会闹成僵局。　
萧瑀的为人的确还是很正直的，只是太过分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多少也和他出身高贵有关。李世民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改一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瑀至死都还是那个脾气。萧瑀列传中说“骨鲠儒术”，骨鲠二字，可谓十分传神。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3）
【陈叔达】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更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得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武德九年这件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的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机的味道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是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还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