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第30章

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
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无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饱和两门山炮。出于开宣传目的，仍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和一个干部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兵力仍不到三万五千人。
红军离其原定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内地。它夺取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它的位置。红军的地图很少，而且这一带的许多地方从未在地图上标出过。
的确，红军已突破了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周围所设的包围圈，成功地渡过了湘江。然而，它并未也根本没有摆脱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就在北面的重庆忙着调集更多的军队，如狼似虎地企图围歼“赤匪”。他部署了四十万大军来拦截红军，不管红军走哪条路，他都要封锁。如果说，蒋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几次围剿都未能得手的话，他可不愿意在贵州再次失手了。黔军之涣散不堪、烟瘾缠身，这已为共产党所知。可是，此时蒋已集结了四川、云南、湖南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嫡系军队，准备在红军一接近贵州同邻省的边界，特别是当红军往北向滔滔的长江移动时，来一个迎头痛击。对此决不能低估。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榨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李德认为毛在离开遵义后，会派出通讯员与第四方面军联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通讯员到达第四方面军的总部。
情况也并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人员伤亡严重，红军的步枪和机关枪现在差不多够用了。他们在遵义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枪。红军使用的枪支五花八门，但是毛瑟枪算是标准的，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再说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蒋介石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部队。他们徒步行军，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不同寻常。有时他们一连几天都保持这种速度，而且还是翻山越岭，强渡江河。五岭早被抛在后面，然而 贵州，云南和四川又是山峦重叠，山山之间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无路可走，这里可走的道路也是为数极少，只有一处不同——有一条虽未经铺面，但却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种车辆，这条公路从贵阳往北，通过遵义和娄山关至川黔边境的赤水河。
至于其余的路程，红军总是在窄得只能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今天一眼望不到头的“　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当时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羊肠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么陡峭，红军必须从这里通过。在一九八四年，农民们仍然走这些羊肠小道，因为走山间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两英里。今天的电话线和电线杆就是顺着这些过去的羊肠小道竖立的。贵州北部的人说，任何一个老太婆进城赶集都能赛过一辆汽车，因为她顺着羊肠小道走，比车子少用一半时间。
由毛泽东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政委们终于可以明白地告诉战士们为什么要行军，以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了。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部队能象红军这么快地翻山越岭。共产党军队每每突然在一个城镇出现，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不曾听说附近有什么共产党军队。红军战士中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坚如钢铁。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他们吃得也不错。军队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许多人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译注）层层摆好，效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少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草药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篱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毛泽东有理由感到乐观。红军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宇快方针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李德到来前的岁月里，这十六字诀曾指引着红军取得胜利：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队成长壮大。现在要靠这一方针来挽救军队免遭覆灭了。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十二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决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从宁都会议时起，毛泽东在红军事务中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事实。宁都会议期间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会后也一直没有返回红军。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周、毛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其丈夫一样，严守党的纪律。一九七六年春，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游行遭到“四人帮”的谴责时，她没有表态，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和党修正了官方的立场，她才表态。当杨尚昆将军请她帮助查明她丈夫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时，她很干脆地说：“他从来不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应该听的事情。”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已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入团”中的多数——博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