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03章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四月二十日。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内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九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两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载《党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几曾何时，如今轮到毛泽东下令缉拿蒋介石了。尽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国民党官方文件不再称共产党为“共匪”，此时毛泽东干干脆脆地称蒋介石为“匪首”。
蒋介石曾吹嘘长江为天险，国民党的江防固若金汤。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还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虽说国民党军队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枪、机枪，却是一支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军队。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陆平等策动之下，率部倒戈，震惊了南京……渡江之战，是在四月二十日子夜开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公开宣布的时间进行。
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的兴致特别高，居然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了新闻稿，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
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也迅即电告美国政府：“由于要害地点守军的叛变、最高统帅部意见分歧和空军未能给以有效支持，共产党简直是可笑地一下子就渡过了长江。”蒋介石在溪口闻讯，于二十二日急飞杭州，把李宗仁、何应钦（孙科已于三月十二日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由何应钦继任）、白崇禧、汤恩伯、张群紧急召至杭州笕桥机场开会。
这次会议，是商讨“最后一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强调，“天险”长江虽已被中共突围，但仍要坚守宁、沪、杭。
李宗仁向蒋介石表示，南京眼看着保不住，他要求辞去“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蒋介石当即说：“你还是要做下去，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蒋介石和李宗仁商定两条：
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
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便于当天傍晚飞回南京。这时，在南京已经可以听见枪声了！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对于李宗仁来说，二十二日之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李宗仁知道，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眼看着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
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
一、遵蒋介石之嘱，明日飞往广州。因为国民政府已迁都广州，他作为临时元首，当应去广州。
二、飞回桂系老家桂林，重整桂系势力，保住西南一角。
三、留在南京，坐等中共的到来。
前两条是明路，谁都知道；后一条是暗路，毛泽东知道。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早已公开化。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下了一步大胆的“暗棋”，即策反！
毛泽东选择了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充当密使。此人名唤刘仲容，湖南益阳人。
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中共有过联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谋。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跟周恩来有过交往。抗战之初，刘仲容作为广西方面的代表，派驻延安达半年之久，跟中共领袖们颇熟悉。这样，刘仲容既是中共老朋友，又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部下，自然是非常恰当的密使。
就在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前夕，刘仲容携带无线电密码，也从汉口到达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兼李宗仁联络员。
刘仲容在北平受到的礼遇，比正儿八经的国民党代表还高。毛泽东两次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四月二日，也就在国民党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翌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跟刘仲容谈了对李宗仁问题的三点意见：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总统。
二、如果谈判成功，欢迎何应钦来，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我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