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坏脾气-第21章

说的吏部尚书）。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是没权的人才说的话，有权的人从来都信有权就有一切，钱算什么“阿物”？不，西晋的大司徒王衍已经命名了：“阿堵物”。也许正因为有钱的不及有权的威风，所以人家司徒大老爷才硬是口不言钱。在中国，死了娘老子是需要有哭声的，如果孝子们哭不出来的话，则需要花钱买，有专业的“哭丧人”可以替哭。可是碰上有权的横主儿，这专业的“哭丧人”可就没钱赚了，自有大批的下属自动地来替哭。不仅官老爷的娘老子翘辫子会有人来哭，就是老爷的狗，不，爱犬死了，也一样有人涕泪交加，昏迷毡块。
这种事情说起来似乎是恶心而且新鲜，但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古人玩剩下的。南北朝时期，南齐最后一个皇帝东昏侯，就干过这等事。一次，南朝小皇帝爱妃早早地归了天，多情的皇帝下令朝中大臣一起前去送葬。可能是嫌现场哭声不够响亮，气氛不够悲戚，于是下诏，哭得哀痛者升官三级。某官闻言放声大哭，泪流满面，涕涂一手加一地，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升了上去。完事后，有人不服，问这位：你哪儿来这副急泪？这位回答说：啊，我自哭我家亡妾耳！
看来，自己死了亲人，不管是娘老子还是爱子或者爱犬，真要是伤心还是自己哭好，别家的眼泪多半都靠不住。古语道，凡为官家，娘老子死了挤破门，自己死了没人问。
还别不信，不信试试，真死不行，装一回也行。　
鸡犬升天之后
中国人中被传为得道升天的人很多，刘安是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据说他上天之后舍不得家里的鸡犬，成天茶饭不宁。没奈何，安排他上天的神仙又费心将他家的鸡鸭鹅狗统统带上天。另一种说法是刘安在将升未升之际，将丹药撒在地上，结果家中的鸡犬吃了也升了上去。按前一种说法，刘安不过是个“有道”的土佬；按后一种说法，刘安就是汉代那个风流儒雅的淮南王，好客，好书，也好神仙方术，但是还是没有能逃脱宫廷斗争的牵累，死于非命。显然，人们更喜欢的还是前一个刘安，虽然土得掉渣，但的确可爱煞人。人们说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语的时候，想到的多半是这个土佬刘安。只不过，后世的人们在引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篡改了刘安同志的光辉事迹，每每用它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发了财，家人亲戚统统跟着沾光的现象。
在当下的语境里，“鸡犬升天”基本上属于贬义，安到谁头上，都跟骂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在说谁家鸡犬升天的时候，其实话里话外多少是有几分艳羡，几分醋意，比酸葡萄味还要重些。在一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古代社会里，发达者照顾家族和亲戚，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看见鸡犬升天的事情，贬固然是要贬的，但骨子里未必就不赞成，只要自家有机会，总是免不了要实践一下鸡犬升天的境界。只是在这个境界里，发达者和他攀龙附凤的亲戚心境有所不同。想攀的人实践鸡犬升天的心情更迫切些，恨不得一步登天，而被攀的感觉相对复杂，一则有荣耀之感，二则有时也难免会被拖累得暗暗叫苦。我们自古以来推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光，亲戚之间沾一点或者更多，好像历来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光不让亲戚沾，那倒是要有点勇气，即使那些亲戚并没有跟你有难同当，甚至还落井下过石，到时候人家来沾光，似乎也没什么不应该的。显然是只要一人得了道，那么鸡犬自然就会一拥而上，跟着升天去也。
同样的道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创业，共患难的时候，大家往往齐心合力（亲戚自然不会沾边），一到度过难关发达起来，轮到同享福了，却往往会起了分歧，最后不闹得乌眼鸡似的你死我活，就算幸事。因为一旦有福可享了，各自的身边就有各自的亲戚了，鸡犬来了，鹅鸭也来了。时间一长，原来的患难兄弟就分成各自的亲戚集团，再在一起共事，想不起意见都难。
鲁迅在谈到袁世凯的时候说过，中国的猛人身边总有一批包围者，事都坏在包围者身上，围垮了一个猛人，大家再围另一个。其实，猛人最贴身的包围者就是自己家的鸡犬，比如袁世凯称帝，那个连报纸（顺天时报）都伪造好了送给他看的人，就是他的犬子袁克定。
所以，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当年编这鸡犬升天传说的人，就已经知道这升天的结果好不了。所以，他们给刘安安排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说是刘安升天以后，不谙礼数，“起坐不恭”，于是被人弹劾，要受惩罚，幸亏有人（仙）说情，才算放过，但仍然被安排去看厕所。有人知道这个结局之后，还写诗质疑刘安：“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大概刘安上天以后，一群鸡鸭鹅狗成天跟着，四处聒噪，四下方便，弄得天界大乱，噪音超标，卫生不达标，因此才会将刘安同志发到环卫部门去，让他将功补过。刘安命运如此，那些跟上天的鸡犬呢？书上没说。不过，我想，既然连刘安都差点受到惩罚，免罚之后，还被打入另册看厕所，这些惹祸了的鸡犬，如果不赶紧逃下界来的话，那么很可能要进仙人的厨房了。
看来，从鸡犬升天到任人唯亲，再到家散人尽，这样的三步曲从古时候就开始在演了。　
排名的重要性
唐朝的安史之乱是每个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均出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族，不仅好武，而且擅长经商，在喜好用胡人为将的唐朝，靠的是武功起家，但心机却一点也不少。安禄山攀上“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为此，老大不小的他居然拜杨贵妃为母。进宫来，故意做戏式的先拜贵妃，后拜皇帝，说是胡俗重母，其实是变着法地讨皇帝的欢心。史思明没有这等软功夫，但也曾让唐玄宗抚背长叹，感慨良多，大概是找了个机会让皇帝看见了自己身上的伤痕。安、史在历史上，属于那种造反而没有成功的人物，评价特次，所有的脏水都来了，给人印象是浑得要死。其实，这种能把唐朝从鼎盛一棍子打下来的人，就算是浑，也多少有点过人之处。
安、史都是武夫和老粗，不过，老粗在唐朝那种遍地是诗的环境里，也未必能耐得住。果然，当他们打两都树起大燕国号之后，居然也做起诗来了。说的是一日史思明在东都洛阳尝了新摘下来的樱桃，感觉甚好，忽然诗兴大发，赋诗一首，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怀王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周贽据说是他儿子的老师）写完之后，遍示群臣，左右群臣都说好。半晌，有一人嘟囔道，好是好，不过，要将第三句和第四句调一下，也许就合辙压韵了。不想，史思明听罢大怒，说：你胡说，怎么能让周贽压在我的儿子之上呢！？此人脑袋是否因此丢了，书上没讲，估计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史思明的这个逸闻当成笑话，其实，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其中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史思明不肯改诗，里面有个排名先后的问题，而所谓的排名，实质是个礼仪秩序的问题。要知道，此时的史思明既不是当年在边境游荡的小卒，也不是玄宗手下总是生事的边将。他已经打到长安，做了大燕国的柱石。昔日刘邦一介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小亭长，做了皇帝也知道礼仪的重要，何况安、史反的时候已经当了唐朝这么多年的重臣，也不知随班参见了多少次，岂有不知排名重要性的道理？从另一方面说，就算安禄山对此不明白，但安禄山手下，不乏文人学士，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王维，不也被他网罗在帐下，其中懂得朝廷礼仪的自然不在少数，自然要教会安、史点什么，否则他们存在的价值何在？当年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儒生叔孙通百无一用，好不容易出个主意封六国，之后还被证明是馊的。结果到了天下已定的时候，当年的高阳酒徒摇身一变为制礼的博士，才有了用武之地。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流氓还是草寇，登基做了皇帝，自然都要讲礼仪、排班次。即使他不讲，群臣也要劝他讲或者说逼他讲。礼仪的要紧处，就在于等级排名，在公共场合露面，文武两班，班次森严，地位、官阶、资格一路排下来，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