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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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希腊的苦难　
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启示德军占领下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我们派往希腊的代表团共产党游击队的政治计谋史末资将军的劝告共产党政变的危险性君主制度的问题我国大使对局势的看法楚泽罗斯先生提出了辞呈国王乔治决定返回开罗4月7日和8日我给利珀先生的电文在埃及的希腊海军和希腊旅的哗变我们对于希腊人的政策哗变的希腊旅受到包围希腊国王到达开罗我在4月16日致电罗斯福总统他给我最有帮助的电文希腊军队哗变的高潮佩吉特将军的巧妙手段希腊叛军的投降以帕潘兹雷乌先生为首的希腊新政府成立我在5月24日对下院发表声明。　
希腊人和犹太人可以并称为世界上最热衷于政治的民族。他们不论环境怎样不利，国难怎样深重，总是分成许多党派，而许多领袖则互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说得好，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三个犹太人，就会发现其中有两人是首相，另一个是反对党领袖。另一人著名的古老民族，情形亦复如此，它为生存所进行的激烈而永无休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人类思想起源的时期。再没有其他两个民族曾对世界留下了这样的痕迹。这两个民族遭到外国压迫者所带来的无穷的艰难困苦，也只有它们本身的永不休止的争斗、吵闹和骚乱才能与之相比；尽管如此，它们还显示出自己有生存下去的能力。经过了几千年，它们的特性毫无变化，它们的苦难或生命力也未见减少。不管外界怎样损害他们，它们自己怎样伤害自己，但它们还是生存下来了，而且各自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留下足以显示它们天才和智慧的遗产。没有任何其他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对人类贡献更大的了。它们在宗教、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启示是现代信仰和文化的指路明灯。经过几百年异族的统治和难以形容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它们在现代世界上仍旧是生气勃勃的民族和力量，内部依然是争争吵吵，乐此不疲。我个人一向支持这两个民族，深信它们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能够渡过内部的斗争，并抵抗威胁它们生命的世界潮流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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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盟军撤离后，希腊被轴心国家占领。希腊军队的崩溃，国王和他的政府的流亡，重又引起了希腊政界尖锐的争论。国内外的希腊人士，都严厉地指摘希腊的君主政治，因为它容许梅塔克赛斯将军的独裁，从而使它本身同现在已经崩溃的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1941年5月离开克里特岛时，随行的政府的主要成员是以楚泽罗斯先生为首的保王党分子。他们取道开罗、南非前往伦敦的长途旅程，使国外的希腊人士得有充分时间来讨论政治问题。希腊宪法已于1936年停止实施，关于希腊在最终获得解放后的未来政权问题，必须由在盟国的领土上的流亡人士进行讨论。
我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1941年10月，曾致函希腊首相，祝贺他从伦敦向敌人占领下的希腊所作的第一次广播演说，并对希腊已经宣布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表示欣慰。希腊国王本人向他的国家广播的新年祝词，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要在这次大战中使希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首先应该促使在国外的流亡者和国内舆论之间保持联系。
在轴心国占领后的第一个冬季，希腊遭到了严重的饥荒（红十字会运去的救济物资使饥荒稍得缓和）和战争的创伤，这场战争直到其军队土崩瓦解后才告中止。但在投降时，武器已藏到山里，他们计划通过小规模的分散方式对敌人进行抗战。在希腊中部城市，饥荒促使大批人士参加了这种战斗。
1942年4月，这个在前一年秋季成立的自称为民族解放阵线（希腊文第一个字母缩写是E．A．M．）的团体，宣布组成人民解放军（E．L．A．S）。第二年，特别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又增加了一些小型战斗队。当时在埃皮鲁斯和西北部山区的希腊的残余军队和当地山区居民都聚集在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的周围。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坚强核心控制着的。泽尔瓦斯的追随者原来是同情共和党的，后来却变成了专门反共。希腊对德抗战的力量当时集合在这两个中心的周围。两者同在伦敦的希腊政府都没有直接接触，对它的地位也不表同情。
在阿拉曼胜利的前夜，我们决定攻击德军通过希腊到比雷埃夫斯的补给钱，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德军通往北非途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因此，1942年秋季，第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在迈尔斯陆军中校率领下乘飞机跳伞到达希腊，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了雅典铁路干线上的一座主要高架桥梁。同时，在比雷埃夫斯，希腊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出色而英勇的怠工行动来阻挠轴心国家的航运。这些成功的行动鼓励了中东总部派遣更多英国分遣队，运送更多的炸药和武器。同敌军占领下的希腊从此便建立了直接联系。
在1943年春季，英国代表团加强了。我们鼓励这个区域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即以此掩护我们即将在西西里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作出了特别的努力来使敌人相信，当他们在突尼斯失败以后，盟军正计划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英国和希腊的联合分遣队，炸毁了雅典铁路干线上另一座桥梁，其他的怠工行动也获得成功。结果，本来也许要派往西西里岛作战的两个德国师被调到希腊来了。然而，这是希腊游击队在军事方面对大战所作的最后一次的直接贡献，此后的局面则充满了为在战后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政治的争执妨碍了游击队战争，我们迅速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复杂而尴尬的境地。事实表明，那里有三种不同的派别：
人民解放军，这时已达两万人，主要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泽尔瓦斯的部队，名为民族民主军（E．D．E．S．），总计五千人；还有聚集在开罗或围绕在伦敦希腊国王左右的保王党政界人士。我们对于在1941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国的元首希腊国王，负有特殊的责任。上述几方面人士现在都认为盟军也许会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他们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也进行得更认真了，这样的内部斗争对于共同的敌人是有利的。
1943年3月，雅典一群著名政治家签署一个宣言，告诫希腊国王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国。重要的是，希腊国王应该表明他的立场。因此，7月4日，他对希腊人民发表了一个和解性的广播讲话，答应在国家获得解放时立即举行大选，同时流亡在国外的希腊政府在迁返雅典后即行辞职，以便成立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但希腊国内舆论却要求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不久，我们调集在中东的人数不多的希腊军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叛变；当时在中东，民族解放阵线的广播正在广为流传。8月间，由希腊国内主要抗战集团推选出来的六位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