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毛泽东:再现第一代领袖的真实生活(选载)》第9章

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抽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次大战刚拉开序幕，欧洲战争迭起，乔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以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6）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
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情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向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后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全部撤走，才是最体面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