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32章

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面对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　
罗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曾有两次不顾一切地大喊。有一次，当大家讨论怎样把莎士比亚戏剧搬上舞台时，他当众喊道：“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还有一次，他重访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进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了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6月19日，在“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后辈学人说，这其实也正是罗先生一生的写照。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周太玄（1895－1968）四川成都人，本名焯，后改名无，号太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生物学家。　
毫无疑问，周太玄是一位科学家。他填补了中国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在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以细胞研究中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和在腔肠动物、尤其是水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的要求近乎严苛，淘汰率常常在80％以上。　
不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周太玄解决细胞染色问题的灵感，来自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中国文人笔墨。他利用一种墨性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成功地将细胞内部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　
8月19日，在周太玄的儿子周仲璧家中，记者看到了80多年前太玄先生年轻时的手迹。以小楷写在笺纸上的诗词，集成一册，取名《桂影疑月词》。纸微微发黄，但仍挺括，墨迹如新，书法极为漂亮。其中有“别浦香沉家梦远，秋坟月小孤雁返”，“南山笑我，犹解生死离别。五夜梦里，三生石上，那有情怀堪说？只匆匆春荣，秋谢金风弄晚节”等句。　
据周仲璧介绍，这些婉约诗词当年都未发表，父亲生前甚至没有和他们提起过，这本小册子还是子女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　
周太玄写有为数不多的新诗，不仅发表过，而且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名作，写于1919年赴法途中的《过印度洋》，被胡适在新文学里程碑式的论文《谈新诗》中加以引证。1922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在当时广为传唱：“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著《死水微澜》的第一个读者。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李吉力人写完这部小说，首先就把手稿拿给他看，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时，周太玄就已负才子之名。比他高一班的郭沫若后来回忆：“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作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　
另一位同学、后来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魏时珍，甚至将周太玄与古代著名的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论。潘安路过街市，女子竞相围观。而魏时珍记得，一次周太玄在学校空地上踢毽子，四个班级的同学蜂拥而出，不仅争观他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姿势，更想一睹他俊美的仪容。　
几年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同学冯友兰和许德珩还专门买了昂贵的七弦琴，请周太玄教他们弹奏。　
在北京，周太玄结识了被他称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的典范”的李大钊。后来，他和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包括毛泽东。　
多年后，国共两党领袖都还记得“少年中国学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学会会员中在四川的还有哪些人。第二次甚至专门约见了周太玄和魏时珍，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受邀。毛泽东当面询问，“少年中国学会”能否恢复，周太玄告之，学会内部分歧实在太大，已难重整。　
不过，据周仲璧分析，父亲“一生脾气温和，不太露锋芒，甚至有点儿退让”。所以，面对毛泽东的询问时，他很可能是不太愿意“撑这个头”。　
作为文人，周太玄和新闻界也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在上海和北京担任过报纸编辑，上世纪40年代又为《大公报》写过不少文章。他一生新闻事业的亮点，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创办的“巴黎通讯社”。　
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遭受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通讯社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组织电讯稿，迅速将事实真相传回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旋即，五四运动爆发。　
也许还是周太玄的朋友李璜了解他。李璜曾评周太玄：“他本是一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而乃一意要学科学。”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技文献学家。　
袁翰青与化学结缘颇有戏剧性。十几岁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时，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学实验室里，一堂化学实验课，要求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荧石，于是产生氟化氢，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　
那一次，他印在玻璃上的是“努力”二字。　
努力的袁翰青，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化学系，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然而1949年后，他逐渐淡出了自己的有机化学专业领域，被委以众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小女儿袁其采曾问过他：“你要是当初不回国，一直搞你的专业呢？”　
袁其采并不讳言，自己内心里替父亲感到几许遗憾。“我总觉得，搞科学的人不能搞这么多的社会事务”。　
当时，面对女儿的问题，袁翰青只是笑笑，并没说什么。袁其采猜测：“可能觉得我幼稚吧，理解不了他们那辈人的想法。”　
现在回望，袁其采承认，从1949年到1957年，父亲虽然离开了专业，但干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遗憾”。　
袁翰青先是出任中央科普局首任局长，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他又担任总编辑。1955年，他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