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明》第1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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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首辅韩爌、次辅李标等最先入阁的老臣，因为各种原因早已经失去了崇祯皇帝的信任。韩爌身为袁崇焕的坐师，因为受到袁崇焕的牵连。现在虽然没有罢官，但是已经称病在家，算是在官场上彻底失势了。
李标、韩爌、钱龙锡三人都是东林党人，因为朝中频繁地党争也被崇祯皇帝逐渐厌恶。钱龙锡更是一力主张推荐袁崇焕督师辽东的阁臣，早在今年十月就被崇祯皇帝厌弃。
现在的内阁，最受皇帝信任的刚刚入阁的何如宠、周延儒二人。今日崇祯皇帝之所以没让二人前来，也是因为何如宠、周延儒不同兵事，远不如担任过边帅的孙承宗。
至于成基命，现在已经是后备的首辅人选，从最近崇祯皇帝的一些举动看。首辅韩爌、次辅李标已经失去了帝心，最好的结果就是尽快退休致仕，以免惹恼了皇帝，为自己留下麻烦。
尽管点着蜡烛。烧着十几个火盆，但是英武殿中还是有一些寒意。
今年的冬天十分寒冷，就连广东这种南方的地区都下了大约。尤其是最近几天。正是寒冬腊月，而北京附近的地区，平均气温基本上都在零下二十度以下。
崇祯皇帝在鎏金的手炉上烤了烤火，对着杨鹤等人说道：“东掳入寇以来，整个京师附近一片糜烂。昌平、顺义、通州、香河等京畿重镇几乎全部被东掳攻克，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算。众卿家。你们都是国家栋梁，不知有何良策以解京师之危？”
孙承宗资格很老。曾经当过天启皇帝的老师。崇祯继位后，对这位前朝帝师有所忌惮，所以孙承宗只能揣摩圣意，自请告老还乡了。
这一次因为崇祯皇帝的轻率急躁。几乎算是逼反了关宁军。祖大寿奔逃回辽东，马上损毁了三海关，彻底关上辽东的大门。面对这种局面，崇祯皇帝一边让袁崇焕写信相劝，一边请出了关宁军的缔造者孙承宗，希望他稳住阵脚关宁军祖大寿的阵脚。
孙承宗出山，果然不负众望，稳住了祖大寿麾下的关宁军，还让祖大寿从新带兵进入了三海关。
孙承宗屡任边帅。也算是知兵之人。他不管杨鹤的面子，直言问道：“杨总督，你这次率兵勤王。麾下到底有多少兵马。”
尽管孙承宗问的不算客气，但是杨鹤却不以为意。在朝堂之上，孙承宗无论是资历，还是官职都高于杨鹤。更可况此人还是前朝帝师，早已经入阁多年的老臣。
杨鹤皱了皱眉头，身子微微一躬说道：“回禀孙阁老。下官这次勤王，麾下共有大军两万余。其中骑兵一万一千。步卒一万。这两万大军没有丝毫空额，都是实打实的精兵。”
孙承宗不置可否，接着追问道：“老夫虽然草草一观，但是从城外军营的规模看，杨总督麾下兵马还是不足两万人的。”
“阁老说的不错，这一次赶到京师的只是先锋骑兵，大约一万一千人。”杨鹤答道。
接下来，孙承宗连续追问了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孙承宗却问的非常详细，而杨鹤也不以为意，丝毫没有怠慢的神色，一一为孙承宗解答了疑惑。
等杨鹤将情况全部介绍完，孙承宗点了点头说道：“加上杨制台麾下的两万大军，局面就能安稳了。明日一早，杨制台还需要将兵力安排在永定门，与大同、宣府二镇兵马驻扎在一起，以免为建奴所趁。”
眼见杨鹤与孙承宗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崇祯皇帝有些不耐烦的说道：“杨总督，现在大军云集，而百姓赤子皆在城外受苦，我欲让杨总督指挥大军，将建奴逐出京师，杨总督有几分胜算？”
“建奴兵锐，野战之下官军把握不大，不如据称坚守。建奴远道而来，能拖一日，勤王兵马越来越多，我皇明的胜算就越大。”
最近一段时间，崇祯皇帝先后征求了孙承宗、满桂等文武百官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与杨鹤相差不大，都是要求依城坚守，拖垮八旗军。
况且孙承宗、满桂等人对关外的八旗军非常了解。知道八旗兵一旦抢够了银两人口，只怕就没有多少战意。
毕竟明朝兵马上百万，勤王之军几乎源源不断的赶来，八旗军长期聚集在京师附近，以后也只会越来越危险。
况且满洲精华几乎全部进入关内，一旦朝鲜、东江镇、关宁兵、林丹汗任何一方入侵辽东，关外的八旗军只怕也很难抵挡。
对于前线打仗的文官武将的意见，崇祯皇帝心中极度不满。八旗军入侵，关宁军叛奔这两件事情，仿佛狠狠地打了他的脸面。现在杨鹤麾下的陕甘边军已经赶到，崇祯皇帝还是希望杨鹤能奋勇杀敌，将建奴赶出京师。
眼见在场的文武官员的意见几乎一致，崇祯皇帝压下了愤怒，随便赏赐了杨鹤一些财物，兴趣缺乏的停止了召见。
就在第二日杨鹤与满桂、候世禄合兵在一起之时。只见皇帝的中旨直接传了下来。
传旨的太监名叫邓希诏，官职为蓟镇总监。只见此人趾高气昂的传达了崇祯皇帝的旨意。在这道中旨中，崇祯皇帝命令邓希诏为勤王军监军太监，任命杨鹤为勤王军督师，满桂为勤王军督师总兵官，统领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等九边明军。
此外，圣旨之中，还推翻了杨鹤等人的意见，让他们休整几日，即刻出兵通州，将盘踞在通州的建奴兵马赶尽杀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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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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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起，由于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了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
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
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
明代内阁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
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官僚士绅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目的不可遏止，后来的文官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权利机构。
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
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
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
这就给大多数皇帝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
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
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
历史上绝顶聪明的嘉靖皇帝，经过多年与文臣的斗争，终于使中旨慢慢合法化，成为皇帝的一种权力。尽管如此，在此之后，应信用内阁、而不应滥发中旨的意见，仍接连不断，没有一个皇帝在原则上加以拒绝。
因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各个君主的性格并不相同。每届内阁成员又各有特点。所以君主与内阁矛盾后，越过内阁，迳发中旨处理政务之事也不少。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