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第124章

大城市接收，掌握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一百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有五百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一百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人分乘大小汽车十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谈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根据梅乐斯的建议，戴笠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合作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笠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当时，蒋见杜的气喘病发作，就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他本人等秋凉后再去。但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要比日本人更难对付，切不可掉以轻心。”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日本人一投降，中美合作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批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也必须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急需要补充。”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去东南接收，周佛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戴笠于是改变主意，吩咐去东南的人员仍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自己则先乘飞机到了贵阳。
临行前，戴笠自拟了一份电文报给上海的周佛海：
佛海兄：
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在贵阳医院仙逝。兄远在敌陷区，雨农将代为主持丧事。
呜呼哀哉！
戴雨农顿首
发完电报，戴笠赶到贵阳，令军统局贵阳站火速布置灵堂，自己率心腹手下驱车至贵阳医院将周母马翠珍的遗体运至贵阳市新设的灵堂。并指令息烽看守所速速将周佛海的妹妹、岳父母、妹夫一起接来吊丧。
灵堂由沈醉按湖南风俗布置，一律用白布搭成，所有工作人员腰系白带，头戴白帽，在一片素白之中，周老太太漆得黑亮的楠木棺材显得格外醒目。
灵堂正中央白底黑字，用正楷写了几个大字：周母马老太君灵堂。左边书：早登仙去；右边书：声容犹存。
周佛海不在，按湖南习俗，灵牌应由“孝子”跪捧，戴笠自当“孝子”，披麻戴孝，愿替周佛海尽此职责。
马翠珍的丧事办得十分热闹，送葬的队伍声势浩大，鞭炮、哀乐、锣鼓一应俱全。为了能使周佛海放心，戴笠又让特务将每一个细节拍成照片—特别是他披麻戴孝在周老太太棺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的情景也由专人拍摄。
安葬马翠珍之后，照片也冲洗出来了。恰好，在周佛海身边工作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回渝汇报工作，戴笠令他将一大沓照片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东乡杨树井人，父亲早亡。后留学日本，并参加国民党，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成为陪都之时，因为对抗战前途抱悲观态度，与汪精卫假托出外视察，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参加“对日谈判”。然后又一同去河内，把汪精卫公开投敌的电报带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周佛海出任中央执行委员，权力仅次于汪精卫。
戴笠了解到周佛海是个反复无常、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便向蒋介石建议派唐生明去策反。
唐生明领着妻子去了南京、上海后，建议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父母等一家六口扣押起来，作为策反的筹码。
戴笠依计而行，于1941年5月，从湖南湘潭和沅陵两地，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人押解至息烽集中营软禁。
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兼任数职，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是汪精卫政府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扣押了周母马氏等人，戴笠马上指示唐生明以“慰问”做掩护，到周佛海的家里探听口风。很快，唐生明回电：老母、岳父被押，周佛海伤心、内疚至极，连日苦闷……
戴笠接到电报，觉得大有希望，立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岳父杨世荣两家在息烽营内的生活条件。原先，两家六口人在息峰营分三处拘押，马氏和亲家母、女儿关在义斋；杨世荣关在忠斋；周佛海的妹夫关在平斋。
戴笠指示在息烽营另建一处新屋以便两家人同住一起，每月发给丰厚的生活费，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称马氏为“周老太太”。
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名医为之治疗，费用由军统报销，有时戴笠还亲自上医院探望。
条件成熟了，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以马翠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
我儿：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到息烽营得到马翠珍的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然后由办事处转到上海二区，再由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待。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的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的名义，将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馆。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馆以后，周佛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这一住便是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图，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
程克祥掏出周佛海的信。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笔迹，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到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核实程克祥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身份后，才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是从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