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23章

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
李韶九对AB团非常仇恨，他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采取逼、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郭化若当时被任命兼肃反委员会秘书长，他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了李文林。郭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郭化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不久，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代，但他们写了一阵，写不下去。郭化若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像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代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当时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
不过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富田事变时有几封挑拨离间的信，后来经查认为他有很大嫌疑。
一封送给彭德怀，是伪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内容是“在审讯AB团时，要逼出彭德怀是AB团分子”，彭德怀识破了，没有上当。
还有一封送给朱德，是伪造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寄来的钱收到了，我在适当时候把队伍拉过去”。朱德接到信后，研究了一夜，终于辨出了真伪。第二天一早去找毛泽东，敲了敲门，就推门进去。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他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老总，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后一般要披着毯子靠墙坐一会儿，抽支烟再下床。朱德坐在他的床沿，把信递过去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毛泽东接过信一看，很快退给朱德，说：“这样的信怎么给我看，我是反革命呀。”
“这不是你写的，我研究过了。”朱德说。
“何以见得。”
“你看，你写东西从来不用阿拉伯字，这里用的是阿拉伯数字。”朱德指着信末尾的日期说，“还有，你写的撇，像女人小脚向上挑，这　里向下挑；‘目’字，你也从来不这样写。”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翻身下床，紧紧握着朱德的手大声说：“哎呀，朱老总，原来我认为你是个很粗的人，想不到你这么细。”从此，朱毛彼此更加信任、亲密。
现在看来，过去在肃反中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肃反扩大化，许多人都不是AB团分子，在党的“七大”时，都恢复了名誉。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信以为真，这就难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也有个经验问题。大革命时期，洪流滚滚，泥沙俱下，革命队伍混进了坏人是难免的，当时把坏人都说成AB团分子。　打AB团扩大化，开始是李韶九，后来是王明冒险主义执行者。毛泽东对此是很慎重的。至于由打AB团而造成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是苏联人，1930年斯大林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在苏联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王明之流是莫斯科的应声虫，说中国也有托陈取消派，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看来，抓托派全是捕风捉影。他们为什么抓郭化若的托派呢？当时有两件事。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匿才，1930年秋打长沙后被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郭化若写的一封信，但内容是一般的问候，毫无政治内容。第二件是1932年红校在审理“托派”时，有人诬供郭化若是“托派”。这两件事虽然证据不足，但在当时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横行时可当作大问题了。案子报到了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大人物”说郭化若是“混进党内”的，自然要开除出党，而且这种处理还是轻的。只是当时红校有位俱乐部主任危拱之平白无故地受到牵连，使郭化若至今感到不安。王明的代理人指定危拱之监视郭化若的行动，但危拱之对郭很了解，在莫斯科就认识，她认为郭化若是个好同志，打成托派是错误的。她不仅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郭的活动，而且还向郭化若透露王明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情。这就使王明的代理人很恼火，开除了她的党籍。这位正义凛然的女性，虽然后来党籍得到了恢复，但建国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瘫痪了，在病床上躺了27年，于1972年与世长辞。
郭化若从方面军的代参谋长到红大的教员，又被开除了党籍，感到抬不起头来。但他想到毛泽东说的要经得起考验，又振作起精神。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1927年12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人井冈山不久，就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基层干部。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4军后，扩大了教导队，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1931年6月22日，一方面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办好红军学校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办红校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的几个红军学校都办不成器，必须抽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政指挥人才。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还强调“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郭化若把去红校任教当作是执行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去完成。他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补习文化。当时红校的校长何长工也把郭化若当教学骨干，让他在红校教学中发挥作用，缺什么课就叫他教什么课，他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射击等课程。后来办了高级干部班，又让他教高级班。1933年冬，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郭化若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从此他潜心钻研，逐步成了军事教育专家。红军学校的条件虽然极为艰苦，但教员和学员的工作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正课时间教学活动很紧张，课余时间开荒种菜，蔬菜基本上做到半自给。第五次反“围剿”时，有的学员几个月甚至半年不领津贴费，不少教员或学员每天节约2至4两米，支持战争。教员的工作虽说是繁重、枯燥、单调，但看到一批批学员毕业时精神焕发地走上前线，内心感到莫大安慰。郭化若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创办各种军事、政治学校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运用办学形式培养人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记住毛泽东关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的临别赠言，一心一意扑在军事教学工作上。
一七、毛泽东上东华山养病
1932年7月间，蒋介石调动50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同时对中央根据地进行防御性进攻。当时红一方面军正在信丰、南雄边境一带休整并筹款。苏区中央局7月15日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规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三军团一个军团能乘机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这当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
毛泽东的战略设想是红军应先攻打守军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道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经实地考察，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7月25日以周、毛、　朱的名义致电中央局，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同时向中央局提出“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为总政委”的建议。
8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开了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也召开了兴国会议。中央局经过争论，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并决定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