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27章

义。他还竭力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王明摇旗呐喊。
1937年底，康生回国，看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王明，便又摇身一变，以“反王明的英雄”自居，极力靠拢毛泽东，用他老婆曹轶欧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
自然，王明的那本小册子又被康生批判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了。
康生的钻营和表演，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被中央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从而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和情报工作的权力。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由于工作太多，只是挂个名。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这样一位翻云覆雨的人物，拥有了负责中共整风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张克勤被审
李克农身为社会部副部长，当归康生直接领导。1942至1943年间，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
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残酷扫荡，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也在陕甘宁边区大肆活动，形势异常严峻。
1942年，康生借机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即使无凭无据，起码也得“自救”。
根据对敌情的夸大估计，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在整风审查干部的同时，要准备好“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
在对敌情作了如上估计的同时，康生趁1943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办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审干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而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书桌旁，床沿边，人们一个个苦思冥想，从自己思想上挖“病根”，从周围的同事和同志中寻觅“特务”，一份份汇报送往领导机关，一些人正在盘算着本单位取得的成绩：审出多少“特务”，揪出多少“叛徒”等等。
一批批审查对象被集中起来。被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关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社会部，其中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关押了100多人，而陕北当地的干部则主要关在行政学院。审干任务日趋繁重，李克农也参与了某些审干工作。
一天，李克农把社会部干部、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找了去，向他布置任务：“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怎么办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去帮助你工作。”
任务重，增加人手，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里很高兴，也没多想。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来自国统区，又蹲过国民党监狱，派吴德来帮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经受到怀疑了呢？
如何具体着手工作？李克农根据社会部的意见，交待先从张克勤案开始。
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年6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
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
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
“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
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
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5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承认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特务组织，并乱说一通：“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说完，大哭不止。
交待完毕，几位审查者如获至宝，赶忙向李克农作了汇报。第二天，康生和李克农指示，全校召开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张克勤登台作了典型发言。
审干的反思
张克勤在会上痛哭流涕，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甘肃的假共产党，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以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教育大家，表示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生动感人，听者无不动容。
本来，这起甘肃地下党的所谓“红旗党”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康生却自认为抓住了审干运动的突破点，大作文章。
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一次报告会上，康生以肃反专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教训那些仍然“糊里糊涂”的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
这个报告被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别有用心的误导，甘肃、四川、河南等许多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一批又一批“特务”被清查出来，整个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作为康生的副手，李克农原以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李克农却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虑之中……许多天真、热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务”、“内奸”，有的单位90％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而他所在的社会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未能逃过劫难。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了监狱，理由是曾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李克农是了解陶铸的，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
李克农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的妻子还在灯下等着他。没想到这位同志竟然没有理会爱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怀疑她是在搞特务活动，硬是揪着她到李克农那儿去交待问题。看着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样子，李克农哭笑不得。
显然，审干审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广大党员干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