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17章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被委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此考题不用翻译解释，东坡的矛头直指宰相专权！这下终于激怒了王安石。
报复比苏东坡自己上书前所预料的还要利害：苏东坡被立即立案调查。
不过立案的理由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传言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以经济问题作为手段，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等高招宋代的官员就掌握的极为娴熟。
历朝历代一个真理：贪腐最遭人民痛恨！
调查是必然的，工作却不是有效的，初步结论很快做出：查无实据，未见违法事实。调查工作看来需要长期进行。
不过这也没有用，有时对干部的审查需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苏东坡还是引起了皇帝的猜疑。
在司马光被赶出中央回洛阳之前，皇帝对司马光表示：“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替东坡辩解：“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离开京师已经不可避免了，苏东坡干脆主动请求外调，王安石也就顺坡下驴从其所请。
要按苏东坡的政绩及才能、资历，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圣意，亲自下旨任命苏东坡为颖州太守，这等于提升了苏东坡一个级别。
但圣旨在王安石与谢景温那里卡了壳，哪有处理反对派将其提拔重用的道理？任命书呈报皇帝御批时给降了一级：苏东坡就任颖州的判官；意外的是皇帝绕了个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通判就通判吧，亲笔予以改动了任命书，让苏东坡去风景秀丽的杭州做通判。
此通判却非彼通判，颖州是安徽的一个小县，民地贫庾不说，论级别也就如同苏东坡的老职务凤翔通判而已，杭州却是当时中国江南的最大都市，苏东坡通判杭州，与其说是被罢黜，还不如说是提升了一级！――皇帝与王安石之间的“蜜月”，看来此时已经不那么甜蜜了。
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理睬，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朝廷继续调查这“假公济私、贪腐案件”，自己携眷径赴杭州。
二十、书生戏谑犟相公
苏东坡离京之时，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已经公开面世，他的《三经新义》，也就马上成为思想上的官定标准。
举人们一时盛行“天天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不过绝对不是为了只觉得心眼里面热呼呼，而是假如不深刻道理仔细领会，那就没得官当，这是朝廷科举经史理论方面的标准答案，不摘出“安石语录”填到高考答卷上，你还想中进士？砌烟囱忘了留掏灰口――门也没有！
把官权滥用到学术上，王安石既不是空前，更没有绝后，但实际上却是对学术莫大的污辱。这点上掌权者从没接受过教训，清代学者龚自珍所叹：“万马齐喑究可哀！”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演再演！还是“双百”方针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王安石可怜的相信：只有自己能准确的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我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我是在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古人学说，眼中看到的当然就是王安石著作闪金光了。
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后来曾写过一首诗，专门表达自己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苏东坡毫不掩饰自己对王安石学问上的不屑，好多苏、王之间流传的笑话都来源于苏东坡对《三经新义》的嘲讽，尤其是针对王安石自以为是的“字源说”。
王安石学问的确包罗万象，但他的字源学说却是纯凭自己的想当然，称为《狂想字源学》兴许更为贴题，王安石却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苦研不辍直至老年，竟然成书二十五卷，取名《字说》，至今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不过都成了人们茶余酒后的佐谈笑料。
苏东坡极为善用“反证论法”来嘲弄王氏“字源学”的荒谬。
例如对汉字“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这里王安石疏忽了语音学的道理，只是从偏旁字义上来想象组成汉字的源由，但对“鸠”字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据说苏东坡有一天闲谈时问王安石：“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表情自信神秘：“我能告诉你为什么！”
王安石：？？？
“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老鸟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王安石当时没回过味来，还在琢磨这苏才子解释的有无道理？东坡离去许久方才醒悟：这小子是在调笑损人呢！
这天，苏东坡态度毕恭毕敬，虚心请教宰相：“有两个字令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犇’字与“麤”字，牛比鹿体壮，鹿比牛敏捷，为什么这两个字三字合成一字时，意思全反了呢？”
犇字音“奔”，意思也是奔跑快速；麤字音“粗”，意思也是粗暴，据说王安石苦思冥想也终于没能想出个源由，用他的偏旁会意“字说”确实无法解答东坡的“刻意”求教。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组成，皮字做为偏旁无疑表音。但王安石没理睬“波”字中“皮”的作用，以丰富的想象说：“波”者“水”之“皮”也。
苏东坡点头称是：“‘波’若是‘水’的‘皮’，那想必‘滑’就是‘水’的‘骨’了。”，令王安石啼笑皆非，无法应答。
这个传说还有另一版本：王安石主动戏虐苏东坡，调笑东坡的“坡”字为“土”之皮，苏东坡反唇相讥：“那么‘滑’字便是理所当然的水之骨了？”――王安石无言可答，语塞狼狈。
此版本不足信，东坡是数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自号，其时王安石已经被罢黜为民，两人关系已经缓解到几无隔阂，不会再上演这种尴尬笑料了。
但王安石当政之时，苏东坡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给这位宰相留任何面子。
《汉书》中记载了西汉大文豪杨雄的一件逸事，说杨雄曾经投阁自杀未遂。宋代已有定论：此事乃史家虚妄编造。王安石却没细研此记载的真伪，一天与众官闲谈讨论起了此事，请大家谈谈对杨雄自杀一事的看法。
苏东坡起立发言，好像是傻呼呼的问道：“西汉真有杨雄这个人吗？”
一时惹得哄堂大笑，王安石之尴尬可想而知。
这些宋人笔记中的逸事，显示了苏东坡的机智，渲染了苏东坡的幽默，赞叹了苏东坡不畏强权，但同时也在证实：青年苏东坡的确有点狂傲，有些不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