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17章

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准，由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圆明园旁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修缮使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旧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此前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已输送三批学生赴美，梅贻琦、胡适分别为第一、二期赴美留学生。）。后来，学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设置并未变动，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1914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到清华学校参观后，“给了一个批评，就是：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2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4＇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25＇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大师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当此之时，与其在哈佛共读并友善者，还有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等，因吴、陈、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至于这顶帽子是别人给戴上还是自己扣到头上，似无确切的说法，但三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群体为众生所瞩目，当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在哈佛就读且与“三杰”友善者，还有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学术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开大学之聘归国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学好友、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邀请，转赴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21年7月，吴宓受梅氏举荐，回国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自此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按当时规定，清华留美公费生为五年学制，吴宓本应继续学习深造，一举拿下博士学位，可他经不住梅氏的蛊惑，还是决定提前归国了。按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说法，“他实在是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就在这一年9月，陈寅恪离美，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到国内至上海两周后的1921年8月，即与陈心一女士结婚，自此开始在起伏跌荡、飞转升腾的爱情与婚姻旋涡中打起滚儿来。1922年初，吴宓同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帮志同道合的留美学者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吴出任总编辑，这个文化团体，时人称之为“学衡派”。
此时正值国内新与旧、传统与西洋文化交织争斗的关键时刻，学衡派的知识分子成了专一和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号称新文化派作对的一个学术团体。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反对胡适否定传统文化，搞另类文化，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生硬，往来书信中渐渐夹杂着火药味道。胡适回国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声名大噪，剑锋所指，大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此举令哈佛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之愤怒，张鑫海曾愤然曰：现在我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为《学衡》撰稿人，其阵营与声势可谓浩大壮观。为此，倒胡的积极分子梅光迪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准备与《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胡适、周豫才（鲁迅）等另类文化派来一番“鏖战”。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