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第121章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鞋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去，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地步。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阎锡山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
第50章　夭折了的速度
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5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露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像就不怎么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像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进入虹口，然后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1：5000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
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家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趁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被淘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淞沪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发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19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