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第59章

走廊就要由獒犬通夜占领。囚犯们远远不是麻木不仁或缺乏同情心的，他们这种生活态度只是当时的条件逼成的罢了。同样，虽然有微妙的不同，某些人又无疑曾受到某种狂热和激动的支使去跟断头台作过徒然的斗争，结果死在断头台上。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受到疯狂震撼的公众在心灵传染上的一种疯狂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人会受到那病的秘密吸引，产生一种可怕的偶然冲动，要想死于瘟疫，人们心里都有类似的奇怪倾向，只是有待环境诱发而已。
通向裁判所附属监狱的通道不长，但很黑暗；在它那满是蚤虱虫鼠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寒冷而漫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尔内的名字之前己有十五个囚犯进了法庭。十五个人全部判了死刑，整个审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终于受到提审了。
他的法官们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别的人主要戴的是佩三色徽章的红色粗质便帽。看着陪审团和乱纷纷的观众，他可能以为正常秩序颠倒了过来，是罪犯在审判着正直的人呢！城市中最卑贱、最残忍、最邪恶的，而且从来没缺少过那份卑贱、残忍和邪恶劲的人现在成了主宰全场的精灵。他们或品头论足，或鼓掌喝彩，或大叫反对，或猜测估计，或推波助澜，一律是肆无忌惮。男人大部分带着某种正规武器，女人有的带短刀，有的带匕首，有的则一边看热闹，一边吃喝，许多女人打着毛线。在打毛线的妇女中有一个人手里打着线、腋下夹着线团，坐在前排一个男人身边。自从他离开城门之后，他便没再见过那男人，但他马上想起那就是德伐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他耳边说过一两次话，便估计她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个人最令他注意的是，虽然都尽可能坐得离他近一点儿，却从来不瞧他一眼。他们好像下定了顽强的决心等待着什么，眼睛只望着陪审团，从不望别的。曼内特医生坐在庭长席下面的座位上，衣着朴素跟平时一样，就囚犯所见而言，只有他和罗瑞先生跟法庭无关，穿的也是日常服装，而不是粗糙的卡尔马尼奥拉装。
国民检察官控诉查尔斯·达尔内为外逃分子，按共和国流放一切外逃分子、潜回者处死的法律应判处死刑。法令公布日期虽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不能影响判决。此时他已在法国，而法令又已公布，他已在法国被捕，因此要求判他死刑。
“杀他的头！”观众大叫。“共和国的敌人！”
庭长摇铃要求肃静，然后问囚犯是否曾在英格兰居住多年。
毫无疑问。
那么他就不该算是外逃分子了，是么？他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希望按法律的意义和精神解释，不属外逃分子之列。
为什么，庭长要求知道。
因为他早已自愿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个称号，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种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到英国靠自己的勤劳度日，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勤劳度日。他放弃时，目前为法庭所接受的外逃犯一词尚无人使用。
对此他有何证明？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伯尔和亚历山大．曼内特。
但是他在英格兰结了婚，是么？庭长提醒他。
是的，但对象不是英国人。
是法国女公民么？
是的。按出生国籍是的。
她叫什么名字？家庭？
“叫露西．曼内特，曼内特医生的独生女。这位好医生就坐在卡尔马尼奥拉装：一七九二年左右在法国流行的一种服装，宽翻领短上衣（它本身就叫卡尔马尼奥拉衫），配黑色长裤，红色便帽和三色腰带。那儿。”
这句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赞美这位有名的好医生的叫喊声震动了大厅。受到感动的人们极其反复无常，几张凶恶的脸上立即珠泪滚滚，可刚才他们还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仿佛按捺不住，要立即拉他上街杀掉。
查尔斯·达尔内按照曼内特医生一再嘱咐的路子踩着这危险路上的每一步。医生的谨慎意见指引着他面前的每一步，让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准备。
庭长问他为什么到那时候才回到法国，而没有早些回来？
他没有早些回来原因很简单，他回答道，因为他放弃了财产，在法国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以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度日。他之所以在那时回来是因为一个法国公民的催促和书面请求，那人说明他若不回来他就有生命之虞。他是为了挽救一个公民的生命回来的，是不计一切个人安危来作证、来维护真理的。在共和国眼里这能算作犯罪么？
人群热情地高叫道，“不算！”庭长摇铃让大家肃静，可人们并不肃静，仍然叫着“不算！”直到叫够了才自行住嘴。
庭长问那公民是谁。被告说那公民便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很有把握地提起那人的信，那是在城门口从他身上取走的，他相信可以在庭长的卷宗中找到。
那信就在卷宗里——医生早安排好了，并向他保证过一定能找到。审讯到达这个阶段，找出了那信宣读了，又传公民加伯尔作证。加伯尔证明属实。公民加伯尔还极尽委婉和礼貌之能事暗示说，由于共和国的众多敌人给惩治敌人的法庭制造麻烦，形成了压力，他在修道院监狱稍稍受到了忽视，实际上己在相当程度上被法庭那忠于祖国的记忆所忘却，直到三天前才受到审讯。审讯他时，陪审团宣称由于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自动投案，回答了对他的指控，陪审团感到满意，因此释放了他。
然后传讯了曼内特医生。他崇高的声望和清晰的回答给了人们出色的印象。他继续指出被告是他在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位朋友，在他和他女儿客居海外时，他一气留在英国，对他俩一片赤诚，关怀备至。他又说，那儿的贵族政府很不喜欢被告，实际上曾经以英国的敌人和合众国的朋友的罪名对他进行过审判，意图杀害。医生依靠直接事实的威力和他自己的真诚，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陪审团的意见跟群众的意见统一了。最后他请求让此时在场的．，个英国人罗瑞先生作证。罗瑞先生曾跟他一样在英国那场审讯中作过证人，可以证明他对该审判的叙述属实。这时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到的材料已经足够，若是庭长满意，他们可以立即投票了。
陪审团逐个唱名投票，每投一票群众便鼓掌欢呼，大家众口一词支持被告。庭长宣布被告无罪。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场面。那是群众有时用以满足他们反复无常的心理，或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宽容和慈悲的一种冲动，或是用以对消他们的暴戾恣睢和累累血债的。这种极不寻常的场面究竟产生于上述哪一种动机没有人说得清，可能是三种动机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为主吧！无罪释放的决定才一宣布，人们便热泪滚滚，跟别的场合热血直流时差不多。凡是能扑到他身边的人，不分男女都扑上来跟他拥抱。经过有损健康的长期囚禁的他差不多被累得昏死了过去。这也同样因为他很明白，同是这一批人，若是卷入了另一种潮流，也会以同样的激烈程度向他扑去，把他撕成碎块，满街乱扔。
还有别的被告要受审，他得退场，让出地方，这才使他从种种爱抚中脱出了身。下面还有五个人要同时以共和国敌人的罪名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并没有用言论或行动支持过它。法庭和国家在达尔内身上失去的机会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达尔内还没离开法庭，那五个人已被判处死刑，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被押到了他身边。五入中的第一个举起一根指头——那是监狱里常用的“死亡”暗语——告诉了他，这时他们全都接下去说，“共和国万岁！”
的确，那五个人再也没有观众陪他们活动了，因为人们在达尔内跟曼内特医生出门时已挤在了大门口。人群中似乎有他在法庭上见到的每一张面孔。只缺两张，他四处寻找，却没找到。他一出门，人群又涌向了他，又是哭泣，又是拥抱，又是喊叫，有时轮着班来，有时一涌而上。一片狂热直闹得脚下河边的河水也仿佛跟人们一样发起狂来。
人们从法庭里或是从某间屋子或过道里抬来了一张大椅子，把他塞了进去。他们在椅子上拉开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捆上了一根长矛，矛尖上挂了一顶红便帽，便用肩膀把他用这辆胜利之车抬回了家，尽管医生一再请求都没挡住。他的周围涌动着一片乱纷纷的红便帽的海洋，从那风暴的深处掀起了许多死于这场海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