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道》第14章

天北返回东州城之前，派人给老夫妻送去了三万块钱，作为他们的儿子平白无故被劳动教养三年的补偿。他如此工于心计，让廖天北非常被动，本来想打一场聚拢人心的漂亮仗，中途却流产了，不仅没有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还让王伯寿博得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廖天北不禁为对手的狡猾与强大而暗自叫苦。
正是在那次常务会之后，廖天北向我发出了“做市长最难的就是不能做自己”的感慨。不过，他还是一直试图按自己的意图做市长的，为此他像一部坦克车似的呼呼往前冲，不讲规矩，不讲套数，甚至不讲人情，为了能做成自己心目中的市长，他连市委常委会也说不参加就不参加，搞得市委书记罗立山不止一次和他拍桌子。党政一把手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
最近两个人又弄了个半红脸。那天罗立山下乡检查农村工作淋了雨，回到东州就感冒了，发高烧三十九度，并引发了肺炎，只好住院治疗。刚好郭鹤年老父亲过生日请了假，廖天北带着我去医院看望罗立山。两个人一见面就围绕着东州文化特色的问题戗戗了起来。问题是由罗立山提出来的。当时他的脸颊烧得通红，但眼睛里仍然闪耀着深不可测的目光。罗立山长着个圆脑袋，五官也是圆的，由于长得胖，脸上几乎没有皱纹。给人一种圆熟而亲切的感觉，但这只是表面印象，其实他的气质犹如他的目光一样，于平易近人中透出一种威严，让人不得不敬，又不得不怕。反正罗立山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东州的文化特色是什么？他的结论是除了重工业之外，毫无特色可言。罗立山很想去一去重工业城市傻大憨粗的土腥味。廖天北颇感兴趣地问他怎么去。罗立山的神情似乎是在憧憬着什么，我猜测他脑海中肯定浮现出一幅东州城去掉土腥味的美丽画卷。然而他的神情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打断了，一阵咳嗽过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描绘了曾经观看西州市国际服装节的情景，最后他用非常向往的口气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模仿西州市搞一个国际服装节？”廖天北听罢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很希望自己管理的城市也能独树一帜，因此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和活力的，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既然是灵魂，就一定是原生态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模仿是模仿不出灵魂的。灵魂不可复制，一定是独一无二的。罗立山虽然虚弱不堪，但听到“独一无二”四个字还是勉强坐了起来，因为这四个字不仅锥心，而且刺耳。他深知廖天北是个只想做一不想为二的人，这让他时常有一种危机感。每当廖天北冒出这种思想时，他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反驳。我感觉这应该是他维护自身权威的本能反应。此时此刻，他的目光是顽固而执著的，尽管他下垂的嘴角挂着微笑，但更像是从面具后面透出来的带着不自信的傲慢。他滔滔不绝地铺陈了一番什么是模仿，无非强调模仿就是最好的学习，然后举例说明计划经济是从前苏联模仿来的，市场经济是我们从西方模仿来的，如果没有模仿，中国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吗？此时我正站在窗前，窗外挤满人的街道上看起来一片空荡，我看见廖天北的表情就像是被人突然往脸上泼了一瓢冷水似的，我的心蓦地悬了起来。原来犹如蝉鸣的耳鸣变成了河面上冰块相互挤压的声响。廖天北反驳的语气仿佛太阳冲破云层钻了出来，给人一种穿透感。他用反问的方式对罗立山的观点一一驳斥，前苏联模仿了谁？西方发达国家模仿了谁？这些年我们的发展如果说有什么失误的话，首当其冲就是模仿。接着他以东州为例现身说法，如果街上的人不是黑头发黄皮肤，我甚至都不知道身在何国。然后他铿锵有力地说：“模仿出来的东西只能叫赝品，唯有独创才是唯一的出路。”很显然，罗立山无法容忍他的观点，竟然以满大街都是复制品为例，抛出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荒谬观点，强调当今世界不再是圆的，而是平的，难免东方模仿西方，西方模仿东方，他深信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他人，而不是自己，成为他人的唯一途径就是模仿。整个世界就是相互模仿的结果。罗立山的观点深深地刺痛了廖天北，从他翕动的鼻翼看，他情绪有些激动，但他仍然没有乱阵脚，而且不失时机地强调道：“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迷失在模仿中。最起码在我的任期内，东州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争论又回到了那个困惑罗立山的老问题，东州的文化特色是什么？或许是罗立山体力不支，这回他没有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发问，而是换了一副苦恼的表情。剑拔弩张的气氛似乎缓和了下来，廖天北显然已经找到了答案，但他不急于说出，而是先阐述了一大堆“一个地方的文化就是一个地方的根”的大道理，他认为东州的根是黑土地，还用启发式的语气问：“老罗，你知道黑土地的魂是什么吗？”罗立山急于知道答案，他不耐烦地说：“你就别卖关子了。”廖天北这才兴奋地抖出了自己的包袱，他说出的答案，连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别提罗立山了。我感觉罗立山呈现出来的表情就像是脑袋被门挤了似的。也难怪，谁能相信黑土地的魂竟然是大秧歌？但廖天北说得眉飞色舞，给人的感觉他坚信不疑。然而罗立山烧得通红的大圆脸宛如火热的太阳突然被乌云遮住了似的，他冷冷地问：“你该不会举办秧歌节吧？”他的语气像是害了牙疼病，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廖天北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整个人完全陷入一种亢奋的状态，毫不顾及罗立山大失所望的表情，用一种执拗的口吻说：“我就是要用大秧歌吸引金凤凰。”罗立山听罢，流露出的表情就像是医生通知他得了绝症似的，脸上的五官好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扭曲得极其不协调，我担心如果廖天北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五官随时会分崩离析。可是无论罗立山如何反对，廖天北就是不妥协。土得掉渣的大秧歌在罗立山眼里完全是下里巴人，根本算不上文化，更别谈登大雅之堂了。因此他气得咳嗽不止，也绝不同意。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步，仿佛来自远方的两头怪兽，在藤蔓交织、邃如深渊的林窟里撕扯着、扭打着。我站在旁边宛若一个吓呆了的小动物，哆哆嗦嗦地躲在杂草丛中，用惊惧敬畏的目光出神地盯着他们。最后罗立山不得不抛出自己的撒手锏，开常委会。廖天北听罢，猛然站起身，用鼻子冷哼一声，抬起眼睑，带着嘲讽的冷笑，不以为然地说：“随你的便！”言罢向我一挥手气呼呼地拂袖而去。我尴尬地看了一眼罗立山难看的脸色，心里猛然想起“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时，史湘云接的那句：“双悬日月照乾坤”。
其实我也认为大秧歌登不了大雅之堂，认定大秧歌为东州文化之魂有失偏颇。然而廖天北就是我的庙堂，命运要求我必须对他马首是瞻。自从我跟上他以来，那个一直纠缠我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做自己，还是做一个模仿者”，在我心目中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我的体会是命运为每个人都设计好了身份，你只能成为身份，却成不了自己。但廖天北却偏偏要做自己，以至于根本没有参加罗立山主持的常委会。这让罗立山大为恼火，很快《东州日报》就成了讨伐秧歌节的阵地，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对秧歌节大加诟病，恼得廖天北看了报纸后，每次都将报纸撕得粉碎。那天我刚将一份会议纪要写好，想请他过目，正赶上他看了《东州日报》的文章发脾气，便小心翼翼地给他出了个主意：“何不做一做省报的工作，刚好省报要搬迁，看上了市中心一块地，正想打您的主意呢！”廖天北听罢一双小眼睛顿时一亮，迫不及待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告诉他，我的大学同学欧贝妮是省报的骨干记者，深得社长和总编的赏识，如果我们用那块地做文章，迫使省报发出声音，市报必将有所收敛。我的这番话说得廖天北紧蹙的眉头立即舒展开来，他用非常赏识的口吻说：“在智谋方面，你总是比郭鹤年棋高一着啊！”他不仅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还叮嘱我私下里做一做欧贝妮的工作，让她写文章时多下点工夫。我诡谲地告诉他，我让贝妮怎么写，她就会怎么写。廖天北听罢，像是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躯壳内跳了出来，露出了如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