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62章

洹⑷Φ氐纫奥吆蟮乃饺收?br /> 在耕地面积上，万红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有耕田1161万顷，而翦伯赞认为明末崇祯时有783万顷。但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中国耕地面积是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683万，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最高为嘉庆十七年的791万，仅超过明崇祯时期数万顷，之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737万。可见康雍乾时期生产的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有明末的生产规模，甚至下降，封建经济在停滞中。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这样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停滞的却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晚明时期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自西汉武帝中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以来，历代兴衰战乱，人口总在三四千万和一亿上下徘徊。然后从顺治初年人口凋敝到乾隆后期人口超过三亿，中国人口最后在19世纪中叶达到四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代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撑起了所谓经济总量第一的“康乾盛世”，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了。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而欧洲占62％，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满清皇帝不顾晚明商业和商人地位已显著提高且对社会发展存在巨大促进作用，依旧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93处了。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到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明代，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地区之一。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
前朝（指明朝——引者注）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代，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3。“康乾盛世”的疆域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康雍乾三帝将中国汉、唐、蒙元以来的版图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清代疆域是在明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版图与明代衰落后的疆土比较也是不合理的。
看看满清对新疆的“统一”。新疆是在以种族灭绝的手段杀掉准格尔部落最后一个幼童才正式纳入满清版图的。满清对外蒙古人也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致使外蒙古人叛离满清和制造俄国，造成了致使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这一根本祸患。而满清在晚期更是将台湾、香港等地割裂给西方殖民者。
再看清廷对西藏的控制。满清派遣的驻藏大臣只是个联络官，西藏地区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教合一的达赖班禅政府手中，驻藏大臣既无权力管理西藏的民政事务，亦无权力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达赖和班禅，仅仅和清廷皇帝保持有名义上的关系，其性质和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的关系并无本质不同。清政府虽然有理藩院，但是其实仅仅只是充做联络之用，达赖班禅之政府，并非理藩院之下属机构。相较之下，明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则远超清廷。明朝尤其是太祖成祖两代，大力册封藏区宗教和世俗两界中高层，对于青海西藏地区政府中中层以上的官员实施直接的强有力的控制。而清代后期西藏地区政府和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事件就更不必说了。
而且疆域的大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昌盛。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满清王朝相抗衡。康熙时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一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的疆域，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四、清代的文化氛围和政治制度
1。残酷的文字狱
文字狱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常有的事，但满清的文字狱与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文字狱大多出于皇帝的忌讳和暴君的暴戾无常，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而满清的文字狱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不仅针对大臣和文人，更针对平民百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学术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形势和趋势。清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在其《咏史》一诗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周思源教授认为“康乾盛世”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
满清在大规模屠杀结束、有骨气的汉人被灭尽后，历经康雍乾三代134年，掀起的几百起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文化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甚至连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到宗教甚至是科技，是对华夏文明的阉割和前所未有的破坏。
满清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做呢？龚自珍一语道破天机——“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时女真族民不过百万，当面对泱泱汉民族时，满洲贵族的心理弱势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知道单凭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民族专制政权，是不可能长期来奴役中国人的。满洲贵族害怕统治被失血，害怕文化，害怕民族思想，而且仅靠暴力改变中国人的服饰、发型还不够，还要进行残酷、野蛮的文化杀戮。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彻底剥夺掉，使得全民甘心为奴。
康熙五十年，刑部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