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55章

恢复了中学教育，但在随后的四年里大学教室仍是一片漆黑。直到
1970年夏，第一个大学生新班才招收新生，甚至这种做法也被限制
在一小部分高等院校里。
从严格的课程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危
害只是温和的。危害更大的是1969年以后实行的政策，使课程政治
化，减少教育时间，要求过长的体力劳动，以及根据阶级出身而不
是学术上有无造就前途挑选学生。另一方面，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
蒙受严重的物质损失。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品遭到损害、破
坏或被分散。红卫兵损害或破坏了大量历史古迹、宗教建筑和文物。
而军队一旦被派往大学恢复秩序，他们就征用学校建筑物为己有。
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后果中仍有许多没有得到完全补救。
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后果是对学者、作家
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关于1966至1969年间文化界遭受迫害和折磨
的人数仍未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1980—1981年对“四人帮”的审
判提供了一些可作为例证的资料。这次审判的起诉书说，文学和艺
术界中有2600人、教育部下属机构中有14。2万名干部和教师、研
究机构中有5。3万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卫生部部属的医学院和研
究机构中有500名教授和副教授“受到错误的指控和迫害”，其中
有些人（具体数字不详）被迫害致死。①绝大多数人遭受本单位红卫
兵组织的折磨，有少数人成了江青个人的牺牲品。江青30年代在上
海的经历有损她的形象，她担心这方面的资料会被她的对手泄露出
去，于是组织几个小组查抄上海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家，以便没收有
关她过去的信件和照片。
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粗暴对待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相比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政治清洗率极高。在地区和省一级，清洗率达70—80
％，6个大区党委第一书记中的4个、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的23个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清洗率约60—70％，
23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13名书记处成员中的4名以及167名中
央委员中的54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政治地位丝毫无损。
在这场运动结束时，15名副总理和48名内阁部长中只有约半数的人
仍留在国务院。①
当然，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清洗率并不一样。②关于文化大革命对
组织机构影响的研究表明，某些职能领域（特别是农业、工业、规
划、文化和教育）的人员调整比例比其他领域（如国防、财政和贸
易）的人员调整比例要高一些；可以预料的是，职位愈高，愈有可
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非党员干部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损害比党员干部受到的损害少。参照中国公布
的数字，清洗涉及的干部人数大约估计有300万人，他们被列为修
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0
年代后期，他们的名誉得以恢复。这个数字表明，在拥有1500万至
2000万官员的官僚机构中，多达20％的官员被清洗。
文化大革命不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的
大多数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幸存下来，并在毛逝世和推翻“四人帮”
以后重新获得政治地位。但是，中国官僚分子的经历仍是不愉快的。
许多人——可能多达300万人——被送到通常位于农村地区的
“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紧张的思想学习，并与附近
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系”。虽然有些干部，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
的，觉得这种经历在若干方面有收获，但对年龄较大的干部、尤其
是那些留在干校与家庭分居两地的干部来说，“五七”干校确是
长时间的身体煎熬。
其他官员经历的命运比在“五七”干校做定额工作悲惨多了。
有些人被隔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经受严重的心理折磨，目的在
于劝说他们“坦白”自己政治上的渎职行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
拷打和折磨。有些人被害死，有些人死于关押，其他人自杀。1967
年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中，这一年晚些时候，他遭到红卫兵的殴打，
1969年死于狱中。贺龙这位中国军队的一名元帅，软禁在家期间因
营养不良而送到医院治疗，而后死于葡萄糖注射引发的糖尿病酸中
毒。①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其他著名的高级官员包括：彭德怀和陶
铸，两人都是政治局成员；两位北京市党委书记，刘仁和邓拓；吴
晗，《海瑞罢官》一书的作者，同时是北京市副市长；上海市市长
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罗瑞卿，原参谋长，
曾试图自杀。
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们也受到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有些人，如
邓小平的女儿，与其父母一起流放外地。其他人，如邓的儿子，在
红卫兵手中折磨得终生残废。据说周恩来的一个养女遭到红卫兵的
折磨。而其他人因他们是官员的子女，常常受到尖锐的批判和凌辱。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总数我们不得而知。在起诉“四人帮”
时提到729511人，受到“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
据说其中3。48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包括：河北近3000人，云
南1。4万人，内蒙古1。6万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1万人。②福克斯巴
特菲尔德根据一个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的估计，认为有40万人死于文
化大革命期间。③根据一些特殊省份如福建和广东的死亡人数做出的
推断有些偏高，从70万人至85万人不等，这些数字是根据经受暴
力和混乱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断出来的。有理由估计，1967
年中国约1。35亿城市人口中约50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刚才考虑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年的事件也有长远的
影响。首先，红卫兵岁月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
机构的爆炸性结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
放军军区和主要部队的指挥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
低层干部。党的权威出现了严重问题，取代了党的革命委员会只被
当作政府的临时机构。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年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
策和组织准则，但是，新的领导人在用什么取代它们的问题上又无
统一意见。
在随后的7年半时间里，权力分散形成了格局，主宰了中国政
治，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首先，文职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
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林彪要使军队控
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秋他坠死之后，
努力使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尝试更为奏效。60年代后期还产
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纲领的定义的斗争，使得想恢复60年代初
期政策的、更为保守的官员与希望对工农业和文化生活制定一整套
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纲领的、激进的领导人相互对立。而在党的九大
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十分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
官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如江青），
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军官（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
干部（如华国锋），为继承毛泽东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
争。总之，1966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
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只有在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
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期时，文
化大革命两个持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
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
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
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
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派系冲突严重
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
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
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
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